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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志怀: 两岸关系三重断裂下的台湾困局

    2019-08-16

    “第二十八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南宁举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中师大台湾与东亚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怀在会上指出,当前两岸关系面临三重断裂:和平发展机遇期的断裂、中美共管“台独”的断裂、认同的断裂。

      周志怀指出,2016年在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在关乎台海和平前景问题上,两岸关系出现了三个严重断裂,导致台海形势未知风险加大,和平前景受到严重冲击。这三个断裂是:

      第一,两岸关系面临和平发展机遇期的断裂。周志怀指出,蔡英文当局以“终极独立”为指向的“渐进台独”作为,导致两岸沟通对话协商谈判的断裂,两岸良性互动与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坍塌,对抗裂度日趋强化,两岸通过协议维护和平的可能性正在逐渐丧失。

      第二,中美共管“台独”的断裂。周志怀提出,2016年后美国对台政策遽变,美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严重空心化。40年来,军售、美国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均未获解决,美国又出台了“台湾旅行法”,将来可能还有“台湾保证法”,严重限制与阻碍了两岸关系的改善,使台海形势日趋紧张。

      第三,认同的断裂。一方面,岛内认同的断裂使台湾长期处于蓝绿与“统独”对立状态之中,对立的任何一方都难以、也无法与另外一方妥协。台湾社会完全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另一方面,两岸认同断裂所导致的岛内深层政治分裂,往往成为绿营挑衅大陆并进行选举操作的武器,从而不断升高与大陆的对立。未来认同断裂的加剧,特别是台湾青年世代认同的断裂,预示着两岸关系在未来一、二代人的时段内,有可能继续恶化。

      周志怀认为,两岸关系面临“三重断裂”,他预测,这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可能性真实存在。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持续执政,切香肠式的“台独”的危险,不仅的确存在,而且还会持续增大。对此,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也意味着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真实存在。

      对此,周志怀提出了“两个需要”:即需要进行危机管理,需要台湾端出自己的统一方案。

      周志怀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图谋推动“法理台独”,强化敌意对抗,挟洋自重,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今后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需要进行危机管控,台海形势的稳定与危机管控的最好办法是对话协商谈判,同时台湾也需要端出自己的统一方案来与大陆进行协商。

      周志怀最后指出,两岸关系只要和平、不要统一的时代终将终结,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海对立强度不断升高,不断加剧台湾的衰落、衰败,台湾如果无法拿出自己有效的替代方案,在将来的两岸谈判中将会居于下风与劣势,如果台湾没有自己的统一方案,那就只能在大陆的方案下被统一。

    来源:中国台湾网
  • 姚合祚: 肆意“变脸”,只想唯我独尊独占

    2019-06-05

    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的“退群”到经贸领域的“悔棋”,美国不谈义务,无视承诺,只讲利益,用各种霸凌行径向世界各国展示其“胳膊”“拳头”。霸凌行径背后是强盗逻辑、丛林法则,核心是维护美国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试图霸占世界市场。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别人只能干瞪眼,那是需要严打的黑恶势力行径,世界人民不会答应。面对霸蛮耍横的“滚刀肉”行为,我们有的是招数,有的是耐心。“秀肌肉”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趋势,改变不了世界各国人民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丢掉幻想”,回归正常思维,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合作应有的姿态。(

    来源:求是
  • 姚丹诗: 干部既要有宽肩膀,也要有硬肩膀

    2019-06-05

    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党员干部务实担当摆在重要位置。扛起务实担当的责任,党员干部既要有宽肩膀,也要有硬肩膀。宽肩膀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增强为民办实事的自觉意识、担当意识,具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唯有不忘为民服务初心,党员干部为民意识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才能从为民角度直面待脱贫群众最迫切、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硬肩膀强调为民办事要有“几把刷子”。光有为民服务之心,没有为民办事的硬功夫、真本事,解决困难群众的脱贫难题势必落地无声。没有宽肩膀,不能担负起为民去贫脱困的责任;没有硬肩膀,难以完成为民解忧纾难的任务。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干部想干事且干成事,宽肩膀硬肩膀缺一不可。

    来源:求是
  • 姜忠承: 讲忠诚,要在敢斗争上有所作为

    2019-06-05

    “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对党忠诚摆在首位,是最重要的政治品格。对党忠诚,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要敢于直言、敢于斗争,而非充当“好人”,奉行好人主义,明哲保身,对不良风气熟视无睹,更不能搞“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人前说忠诚、人后失忠诚”;对党忠诚,唯有坚守为党为民的纯粹,言行一致、内外统一,才能在“亮剑”中立得住、立得稳、立得远;对党忠诚,党员干部要坚守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讲正气不讲“一团和气”、讲真和谐不搞和稀泥、讲大格局不打小算盘,当“战士”不当“绅士”,敢抓敢管,才能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来源:求是
  • 王子龙: 坚定不移将新发展理念落实落细

    2019-05-21

    近日,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文章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宏观上对新发展理念进行了阐述,这为当下各级各部门更好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方法论。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要推动新发展理念落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工作中,特别需要我们领导干部提高统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学、深入学、持久学,从灵魂深处确立对新发展理念的自觉和自信,把新发展理念贯穿领导活动全过程,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持续发挥深化改革的推动作用,打破以往那些束缚发展的制度藩篱,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例如如何转换发展动力问题,如何化解发展矛盾问题,如何保护发展环境问题,如何拓展发展格局问题,如何分好发展成果问题等等,我们不能松懈斗志、半途而废,而是要迎难而上、积极探索、大胆尝试,进一步拓宽发展新境界。

    明者访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些“沟沟坎坎”,需要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时刻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就像邓小平同志讲过的那样“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落实落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要求我们广泛汇聚民智、倾听心声,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切实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推动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取得更大成效。

    来源:中国网
  • 钟声: 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

    2019-05-21

    最近,一个叫斯金纳的美国女人语出惊人,抛出了带有浓烈种族主义色彩的“对华文明冲突”。国际社会为之惊诧。

    这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竟然要把美国对华关系,耸人听闻地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早就为这种人做了画像:“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斯金纳就是想操起“文明冲突”这把“榔头”,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平一切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中问题的“钉子”,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逻辑。

    其实,持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并不想掩饰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说什么“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我们首次面对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大国竞争对手”。这样的鼓噪声,人们并不陌生,使人们不能不想到纳粹当年对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等的恶毒诅咒。想想当年纳粹从“雅利安人高于一切人种”的种族主义出发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把国与国关系划归到种族层面的言论,即便在美国也受到强烈质疑。《华盛顿邮报》称,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且缺乏实证支持,文章认为其根据主要文明对国家进行分类,忽略了身份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美国彭博社则评论说,“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容身之地,且这种冲突模式无助于美国赢得竞争。美国《外交政策》的评论对此一针见血:“这展现出新的美国治国术中种族主义和危险的一面。”

    据说这位名叫斯金纳的女人本人是非洲裔美国人,她津津乐道谈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喋喋不休谈白色人种,难道忘记了美国长期肆虐的种族歧视给广大黑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吗?难道忘记了所谓“白人文明”对印第安文明、黑人文明的绞杀吗?

    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质就是“和”。公元前140多年,张骞带着一支和平使团从长安出发,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凿空之旅”,而不是去搞什么“文明冲突”!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什么“文明冲突”!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在中国人“和”的文化观念中,体现于宇宙观,讲求“天人合一”;体现于对外交往,讲求“协和万邦”;体现于社会生活,讲求“和衷共济”;体现于人际关系,讲求“和为贵”;体现于生态系统,讲求“和实生物”。这样的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有着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胸襟。这一“和”的文化特质,纵贯古今,影响至深,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秉性。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斯金纳们这种以人种来确定文明、以文明来确定国家冲突的逻辑是十分危险的。林肯早就说过:“美国人民是一个不受种族限制的人民。”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口口声声“秉持自由平等”、为废除奴隶制和解放黑人奴隶付出巨大代价的美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极端言论?很值得人们深思。

    斯金纳们的种族主义言论的危险性在于,既然说“文明冲突”基于人种的不同,那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灭绝他们所不喜欢的种族。因为有一个种族存在,一个民族存在,就有一种文明存在。难道美国人是要灭绝他们不喜欢的种族、民族和基于这个种族、民族历史演化而产生的文明吗?全世界善良的人们要高度警惕了,决不能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种族主义言论泛滥开来!

    世界是多样的,人类文明是多彩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界。中美两国各具特色,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众诉求等不尽相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在所难免。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而要坚持相互尊重,致力于平等协商,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各种文明应该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美美与共。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上升到文明层面,把不同文明降低到人种范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对那些热衷于种族主义的斯金纳们,人们必须大喝一声,悬崖勒马吧!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来源:人民日报
  • 陈诚 刘诚: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生命力

    2019-05-21

    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独特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它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深化了民主内涵,在我们国家有根、有源、有生命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不仅探索以实现人民选举权为特征的选举民主,而且探索实现人民持续参与的协商民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都体现协商,使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又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结合,避免了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弊端,克服了以往民主政治运行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难题。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发展,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土壤,吸收了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传承运用“和而不同”理念,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协商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之一。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了制度化发展。

    民主要落实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制度保障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由人民政协协商正在发展成为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各种协商形式的作用,依靠协商民主了解社情民意、征询各方意见,形成符合实际、反映多数人意见的科学决策。新时代,要继续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保证人民群众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必将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
  • 行龙: “地域文化”小议

    2019-05-21

    地域文化,字面意思是指,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创造的文化。特定的地域是地理条件,特定的时间是历史环境,这就是意味着研究要从一定的历史和地理出发。

    “历史是演剧,地理就是大舞台”,从一定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来研究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总体史研究的取向,我们应该避免就文化而论文化。

    从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到后来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欧风美雨,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这段历史是一个延续渐进的过程。就山西而言,之前的“十三行”行商、五口通商、划定租界、洋商在华设厂等这些事件对山西有影响吗?可以说有,但是影响极微。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有一个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深入西北内地的历史过程。

    深处内陆的山西其实到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之后才同西方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接触。灾后成批的传教士进入山西,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提出修造铁路、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兴建工厂的建议,为山西带来了近代化的药方。不过,西方传教士的突然涌入也在地方催生了民教冲突的隐患,这也与后来的庚子之乱在山西尤为激烈有着相当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在特定历史时间产生的文化,所以我们在探讨一个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就不能不重视这种历史过程的延进性。

    那么,什么是特定的地域呢?从地理空间上看,山西有“表里山河”的美誉,黄河与太行山、五台山的天然屏障使得山西易守难攻,它对周边的河南、河北、陕西关中地带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顾炎武说山西地理“最为完固”。在古代山西历史中,每逢战乱割据的时期,山西的战略位置便凸显出来,加之山西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带,民族冲突和民族交融在历史长河中造就了山西特殊的地域文化。再以晋商而言,晋商崛起其实最初是迫于当时山西“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致。大陆季风气候,多山丘、多盐碱地,黄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着山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激增之下,一些人不得不选择弃农经商。而太原、大同等地地处边镇,有“开中”贩盐之便,所以晋商经过长期的发展,才有了山西人重商的风气和晋商精神。这些都说明特定的地域对于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然,还有的例子同时体现了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进性。解州是关公故里,关公文化从山西南部解州发端,以明清以来的市民文化为载体,延进发展,传播各地,至今仍对海内外华人华侨有着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断延进的过程。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时间造就了文化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离开了地理和历史谈文化,就很难理解和揭示文化的实质。

    总之,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和地理上整体的观察,只有将地域文化纳入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历史中去观察,才能避免“就文化而文化”的弊端,才能有我们所谓的“整体的历史”。

    来源:北京日报
  • 王冰: 新发展理念指引中国驶向复兴彼岸

    2019-05-20

    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5月17日《人民日报》)

    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顺应时代和实践发展新变化、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深邃道理进行了全面透彻地阐述,为全党在发展问题上提供了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科学指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已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仍在抬头,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发展的内部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不平衡性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分析时代大势,准确把握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开出了系统药方。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这一制胜法宝,不断推动我国发展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战略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具体来说,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践充分证明,新发展理念勾画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坐标,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为我们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供了行动指南。所以,我们只要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就一定能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越走越宽。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更大、底气更足、气质更佳。理念引领目标,目标决定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年均增速超过7%,2018年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万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脱贫人口8000万以上……一个个耀眼数字的背后,无不得益于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大而不强、传统动力衰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不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要找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不断推动新发展理念在贯彻落实上走向深入。唯有如此,才能坚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平稳渡过经济发展的“三期叠加”,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今日之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底气足、韧性好,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新发展理念已悄然融入中国发展进步的血脉,深刻改变和重塑着我国的发展格局,让中华民族的巨轮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胜利驶向伟大复兴的彼岸。

    来源:红网
  • 许灵辑: 全面理解共治的多元化

    2019-05-2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社会治理》撰文指出,多元共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治理模式之一,在社会实践中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构建多元共治模式,就需要厘清多元主体有哪些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多元共治的制度设计及运行机制是怎样的,共治的基础是什么,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如何界定等相关问题。

    多元共治的首要特征即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关于多元主体具体指哪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综合各种观点,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是较为常见和被普遍接受的共治主体。

    多元共治不仅是治理主体的多元,还包括共治方式的多元。共治的方式包括对话、协商、竞争、合作及集体行动,而合作,尤其是公私合作是核心方式。公私合作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法律保留原则以及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原则。协商、竞争、集体行动等其他共治方式也与公私合作类似,在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时需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而慎重考虑,采取最优的治理方式,才能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恰当地解决问题。

    共治的客体是多元的。从宏观方面看,治理的客体应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要避免单纯追求治理客体的单一片面性,注重各治理领域的协同发展。在微观方面,同样如此。

    多元共治还意味着治理体制和结构的多元。每一种治理体制是不同的,纵向的结构强调系统治理,横向的结构强调组织治理或区域治理。治理体制和结构的多元更明确地反映了国家之间的治理特点。

    要实现多元共治,必须构筑牢固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规则基础。在这三大基础中,组织基础是前提,要实现多元共治,首先要构筑符合实际的组织基础。在多样化的思想中有主文化,也有次文化,但主文化要发挥引领的作用。多元共治规则基础的一元性。现代社会的多元共治规则基础是一致的,即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统一的,各法律效力层级之间不能相互抵触,各主体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均要求依法依规进行,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有序开展治理活动。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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