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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的“平民革命”与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的比较

时间:2014-06-18 关注度: 作者:朱新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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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演达研究中,有关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的邓演达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中坚。[1]这一权威性的评价,已为学术界所认同。但从大革命失败到邓演达先生牺牲时为止,邓演达在反蒋斗争和组建第三党的过程中,与中共分道扬镳,在有关民主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上与中共有着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并互相公开批评,争论也为之激烈。

在邓演达研究中,有关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的邓演达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中坚。[1]这一权威性的评价,已为学术界所认同。但从大革命失败到邓演达先生牺牲时为止,邓演达在反蒋斗争和组建第三党的过程中,与中共分道扬镳,在有关民主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上与中共有着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并互相公开批评,争论也为之激烈。

         有关大革命后邓演达与中共之间的矛盾研究,是邓演达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2]。为此,本文拟就邓演达与中共之间的矛盾的根源作一些探索,以供学界参考。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完成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邓演达及其领导的第三党和中国共产党均分别制定了各自的革命行动纲领。邓演达的是“平民革命纲领”。中共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

         19309,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此即为邓演达“平民革命纲领”。以后,邓演达对这个纲领有所补充和深化,形成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始见于瞿秋白于1927年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的决议中,1928年中共“六大”正式通过为全党的革命行动纲领[3]后又先后为李立三、王明领导的党中央加以强化,直到在1935年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上为中共所放弃为止。这一纲领是中共全党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的总行动纲领。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纲领”与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在有关反帝反封、推翻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实行土地革命,争取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等方面是基本一致,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主张上却有着多方面分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有关中国革命动力对象、革命政权的建设、土地革命纲领等问题上各自见解不同。

         大革命后,邓演达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冲突实是源于两者在革命纲领方面的差异。现就其中的主要差异作一些论述。

  一、有关革命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方面

         有关革命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方面,中共与邓演达的分歧主要是在对民族资产阶级估计方面。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4]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认为,大革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蒋介石南京政府就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5]。中共“六大”还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失去了反帝反封的革命性后,只能用改良主义和手段去解决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并以此欺骗工农大众,削弱工农的革命势力,达到维护反动下政权的目的,成为了“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所以,“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进行到底”。李立三和王明先后领导的中共中央同样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没有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没有革命的作用了[6]。他们甚至认为,由于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进入了总爆发时期,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上层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

         邓演达对于大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探索和深化的过程。起初,邓演达只认为小商人与工农一样是革命势力。在1930年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中,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未具体定位,但同一时间里他发表了《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一文,文中指出,南京政权的统治“社会基础是官僚、豪绅、地主、银行、买办”,而受掠夺的对象是“农、工、中小商人及一部分工业家”[7]。在这里邓演达实际已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属于南京政权的统治基础,而是南京政权的压迫对象。19316,正当中共推行王明路线,加强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级的打击之时,邓演达发表了《怎么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在文中,邓演达对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地位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十分详尽的分析。他说:“中国革命带极迫切的民族解放的要求,在民族解放及打倒军阀的口号下面,应该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员,而且资产阶级也必须动员参加”。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在现阶段的确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带有剧烈的工业革命性质”,所以“如果我们忽视了或者错认了中国工商业的作用,那革命必然的要更经一度的失败,而复得不到结果”,所以,在中国的平民革命中,“农工大众是革命下政权的核心,而被军阀官僚压迫抽剥的工商业者在对抗官僚军阀的争斗中,应该可以附随在工农大众的周围”[8]

         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视为革命之对象,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反对民族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所以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实际上是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对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对象等的错误估计,是中共的土地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这方面,邓演达当时对中共的纲领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他首先指出,大革命后期,“工商业者之反对农工运动及加入反对的营垒,一半是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一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之超时代的盲动政策所迫()成的”[9]。然后他又指出,中共的纲领“过高的()估计中国社会,而用社会主义革命手段去行动,结果,使城市中的工商业者被迫而入反革命的道路”[10]。为此,相对于中共当时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而言,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纲领,由于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级有个比较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对象和动力的把握比较准确,从而坚持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而没有陷入超越时代的盲动之途。

二、在有关革命政权的建设的理论方面

         在革命政权建设理论方面,邓演达与中共之间也是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共要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之为“苏维埃政权”,而邓演达则是要实现的是“平民政权”。就表面而言,“苏维埃政权”和“平民政权”都是要以工农为主体的,但两者在政权的性质的规定方面是不同的。

         中共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11]。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国体是“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下政权和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家、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下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下政权下都绝对禁止”。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不但剥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等的公民权和政治的自由,而且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实行政治上的剥夺。在经济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同样要实行监管和专政,以达到限制和剥夺其经济权利的目的。即“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和工业,现尚保留旧业主手中而并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实行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是参加反革命活动,故意破坏分生产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刻没收他们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合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12]

         中共当时又把这种不但镇压封建官僚地主等反动阶级,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宗教人士排除在国家政权以外,对他们的公民权利实行限制和剥夺的国家政权,称之为“工农民权独裁”[13]

         邓演达首先指出,在“平民政权”中,参与政权的平民就是“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应该是劳动者”,这些人有“各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由是,邓演达的平民涵义除了工农以外,还包括了从事社会生产管理的知识分子。他指出,这些平民为解放,“自然要夺取政权,这个已经夺取得的政权,必定掌握在平民群众手里。因此他们叫做:平民政权。”邓演达还指出,“构成平民群众的工人与农民,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最为利害,更因为数量较多而斗争较勇的缘故,必然成为平民群众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并借参与政权的比重,保障这个重心”[14]。同时,邓演达认为,对于工商业者“平民政权”应当容纳。他说,“工农大众是革命政权的核心,而被官僚军阀压迫抽剥的工商业者在对抗官僚军阀斗争中,应该可以附随在农工大众的周围。农工大众是主人,而工商业者则是管理及组织一部分生产机关的雇佣”,“在困苦颠连幼稚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中,能适当使用雇佣,却是巩固自已政权及辅助自已发展的必要手段。”[15]总之,邓演达认为的平民政权的性质是一个“由生产者所构成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一种权力机关”[16]

         由此可见,邓演达的“平民政权”是以工农为主体,其社会基础则扩大至所有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压迫的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而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则把广大的中间阶级排除在政权之外。相比之下,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的社会基础比中共的“苏维埃政权”之社会基础要广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平民政权”坚持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而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则是超越了民主革命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对于这一点,邓演达当时看得很清楚,故他强调“平民政权”理论与中共的“第三国际式的苏维埃”的政权理论是不同的[17]

         邓演达的建立“平民政权”理想,由于他的过早牺牲而未能实现。但中共于1931年建立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后,把剥夺中间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的主张纳入国家宪政之中,公开与中间阶级为敌。为此,社会基础过于狭窄的苏维埃政权因失去了广大中间阶级的支持,最终陷于孤立而失败。中共领导的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实并不单纯是军事指挥错误所造成,更重要的是政权建设上的失误所致。中共的“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反过来证实了虽未付之实践的“平民政权”理论在政权性质的规定方面的正确性。

三、在土地纲领方面

         在土地纲领方面邓演达与中共的主张有同有异。相同者,两者都认为:土地问题之解决仍为中国反帝反封革命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土地问题解决之手段,必须首先推翻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革命军队,没收反动的军阀官僚地主的土地,消灭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把土地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农民。

         两个土地纲领相异方面如下:

         首先,在对待农村中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不同。中共认为,农村中的大多数富农“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的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18]。所以,在土地革命中,富农与封建官僚地主一样是被剥夺的对象,对于富农不但没收其土地,对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等亦没收”[19]。按当时中共有关富农的划分中规定:“凡是剥削一个雇农或雇农一个以上的农民,不论他们兼不兼地主高利贷”,都应划为富农[20]:还有“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21]。这样的划分,实际上是把部分富裕中农扩大为土地财产被剥夺对象,扩大了打击面。如1933年湘赣苏区在查田运动中通过所谓“深入”查田,“在村子里发动群众举行清查,查出了许多富农和地主(过去隐瞒的),如永新查出了一千多家富农,几百家地主。”[22]

         而邓演达的土地纲领中所规定的土地被剥夺对象自始至终仅限于“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土豪地主买办的财产”[23]和“一切祠堂、庙学田,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团体所有的土地”[24]。而对占有国家规定的最高限额的土地的处理,是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即“由国家以全国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按照国民会议所规定的土地定价原则及各地政府所决定的地价,收买为国有”,分配给农民。两者相比,中共的土地政策因打击农村中的中产阶层,超越了民主革命阶段,乃是一种过“左”的做法。而邓演达的土地政策则是恪守民主主义的原则,没有打击农村的中间阶级。

         其次,中共与邓演达在实现土地纲领的策略运用和战略目标的考虑方面也是不同的。在策略上中共是以革命暴力手段对付地主富农,以求达到迅速改变农村的政治势力的配置的战略目标。如主张“农民暴动必须发动群众,实行群众杀戮豪绅,没收富豪财产,没收土地开仓放”[25]。以后,这种烧杀政策虽有扭转,但为了“在解决土地问题时”,“下决心消灭地主残余”,必须实行“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26]“不准地主及其家属租种土地”,对地主及家属,不是分配做苦工,是“驱逐出境”,甚至还实行对地主家属中“稍有反动能力的可以将其处决”[27]。如1932年湘赣苏区发动了驱逐豪绅地主反动家属的斗争,被驱逐的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大概在五千以上”,“有反动能力的在各县得到群众同意的条件之下,大部分杀掉了”[28]。有的地方甚至“把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29] 。这是一种对剥削阶级的成员实行肉体灭绝的极不得人心的策略手段。对于富农,中共“六大”认为,中国的富农“在农民运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常表现消极中立或仇恨的态度,最后常更快走入反革命营垒中去”[30]。所以“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富农的态度是以抑制富农发展为主方针”[31],“富农在被没收土地以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分地’”[32]还要通过捐款和征收较高的累进税从经济上削弱富农[33]。中共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对地主实行阶级灭绝和对富农经济予以削弱,以求达到迅速改变农村政治势力的配置,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造成农村工农革命的绝对的优势。这种暴力灭绝和削弱策略,不但扩大了打击面,还直接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贫雇农陷于孤立,从而达不到农村政治势力配置真正有利于革命的变化。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中是以实现经济制度的转移为策略手段,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战略目标。他说,“我们一面把土地问题解决,一面把农业新基础建立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34]。他的土地问题的解决仅是“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使从事耕作的人民随时可以得到土地耕作”。这里所谓从事耕作的人民,并不排除原来的地主。他更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一种经济制度的转移,“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发展”[35],他不主张用没收的手段实行单纯的消灭方式。他批评了中共的烧杀政策,认为这“不过是代表极端的情感的爆发,而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36]对于中共的无条件没收政策,他认为“共产党所实行的无条件没收政策,不但会妨碍农村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而且根本和封建残余及前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不相适应,如果农村土地无条件的没收,则城市中的生产工具,非同样的没收不可”,“城市及乡村中的生产工具,如果一齐没收,则结果必陷于自杀,因为中国现时所重要的不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37]

         总之,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的这种破坏性极大的“过左”策略和急功近利的战略目标,人为地激化了当时农村社会矛盾,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导致土地革命的成果无法巩固。这种过左的策略以后虽为中共所放弃,但其余毒则是影响深远。而邓演达在当时即已能够十分准确地指出了中共的土地纲领中的这种“左倾”失误及其危害,实是难能可贵。

四、有关革命行动纲领的理论基础方面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纲领”与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之间的诸多分歧,其根源所在是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中共的纲领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三个时期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而邓演达的纲领则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

         邓演达在其平民革命纲领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斗争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38]。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适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必然趋向而产生的”,“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特殊环境,所拟定的革命大纲,也就是他的党徒行动奋斗的准绳和大多数民众的希望”[39]。他特别指出孙中山晚年对三民主义的发展,他说,孙中山“晚年的主张,很明白的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前途去奋斗”。[40]

         他对蒋介石集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的叛背行径,给予无情的鞭挞。他说:“不幸的孙中山的叛徒们,非特曲解了三民主义,而且还假借孙中山的名义去作他祸国殃民的掩护。这样一来,不独革命中断,而且把三民主义弄得扑逆迷离,为民众所厌闻,好些革命分子遂亦因噎废食,想抛弃了三民主义。”但他坚定的相信,“三民主义这个名称虽然被叛徒们所曲解,但三民主义的真相,却不因而受到丝毫的损失。”并宣言要与叛徒作斗争,为捍卫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他说,“我们要努力去打倒这些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并使“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使它更加切实的()适应大多数平民群众的要求”[41]

         与邓演达相反,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式的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新阶段必须以共产国际的有关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时期”理论为其革命行动的理论依据,同时必须批判和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共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理论”。中共还指出,在党内“有些同志还沿袭国共合作时代的错误,认为国民党目前的反动是违背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不明白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惟一理论基础”[42]。为此,中共在党内开展肃清三民主义影响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必须随时随地根据事实指出三民主义的反动性与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并“与之为系统的理论斗争”[43],以认清“孙中山思想的反动性”,“决不容许他们在群众中发生欺骗作用”[44]。并强调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是斗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深入”的情况下,要“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45]

         对于中共实行苏维埃式的革命纲领,邓演达认为这是一种“不顾世界及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而妄想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盲动,他还指出,“盲从第三国际的命令,机械地运用俄国革命的方法到中国来的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46]。为此,邓演达表示要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就“必须明白坚决地对中国共产党抗争”[47]

         总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态度之不同以及在革命行动纲领方面的相异,这就是邓演达与中共在大革命后矛盾对抗的根本所在。其他的种种矛盾冲突之缘由都出于这一分歧。在研究大革命后邓演达与中共之间的矛盾时,认识不到如上述的历史根源,就无从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

 

参考文献:

[1]薄一波:《在纪念邓演达先生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320)

[2]张光宇:《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三期)

[3]《中央通告第二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386)

[4]《“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58)

[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170)

[6]《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179)

[7]邓演达:《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73)

[8]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同上,405)

[9]同上,(404)

[10](8)

[11]《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442)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464-468)

[1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301)

[14]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73)

[15]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05)

[16]同上。(420)

[17]邓演达:《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30)

[18]《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500)

[19]《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470)

[20]《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500)

[21]《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720)

[22]《中共湘赣省委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647)

[23]邓演达:《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11)

[24](同上)

[25]《中央关于中国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38)

[26]《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法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460)

[27]《中共湘赣苏区第一全代表大会决议案》(转引自马成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过“左”政策》《四川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

[28](《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

[29]《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节选) 》。(《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 270)

[30]《中共“六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209-210)

[31]《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502)

[32]《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案》。(同上,460)

[33]《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信》。(同上,502)

[34]邓演达:《现在大家应注意什么?》。(《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7)

[35][36]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同上,413)

[37](同上,414)

[38][39]邓演达:《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同上, 301)

[40][41]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同上,256-257)

[42][43][44]《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256-257)

[45]《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301)

[46]邓演达:《中国到哪里去?》。(《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86)

[47]邓演达:《中国到哪里去?(同上,269���)

 

来源: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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