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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演达思想中的革命主体

时间:2014-06-18 关注度: 作者:细井和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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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对于农民的态度不仅仅是用积极两字就能概括的。很多研究者已就他对农民的重视态度作了论证,都认为他一直把农民的解放问题作为革命的中心。因此必须分析一下邓演达的“平民革命”论,他为什么主张由“平民”领导的革命呢?究竟两者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两者间是否存在连续性或者非连续性?一般认为这正是来自其历时三年的第二次欧洲之旅的亲身体验。由于革命的主体不同导致革命的方法、革命后政权的本质与前途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邓演达对于农民的态度不仅仅是用积极两字就能概括的。很多研究者已就他对农民的重视态度作了论证,都认为他一直把农民的解放问题作为革命的中心。因此必须分析一下邓演达的“平民革命”论,他为什么主张由“平民”领导的革命呢?究竟两者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两者间是否存在连续性或者非连续性?一般认为这正是来自其历时三年的第二次欧洲之旅的亲身体验。由于革命的主体不同导致革命的方法、革命后政权的本质与前途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邓演达对于革命的主体的断定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以谁为革命的中心,来进行和达成他想象中的革命。时间上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开始采取的对于农民问题的极其重视的态度

首先,我们以“农民”为关键词来分析一下邓演达的行动与言论。

邓演达在北伐之际,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所谓总政治部,就是负责和统筹国民革命军整个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的机关,总政治部主任的责任十分重大。

1926年6月21日至24日的四天里,总政治部为了讨论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与北伐中应进行的所有准备事项,召集召开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邓演达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

所讨论的课题是“一、总政治部、各级政治部的编制规定;二、由各军及军事机关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的概况报告;三、由各政党代表兼任各级政治部主任;四、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宣传的方法的规定与政治工作人员的规范的制定;五、有关宣传队的编制,队员的资格、入选的方法、规则等;六、宣传品的印刷与预算”[1]。

蒋介石受邓演达之邀,在会议的第三天以“战时政治工作人员的注意事项”为题进行了演说。蒋介石就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论述了两点:1、宣传上所有的言论与行动都要遵循《建国大纲》,以《建国大纲》为理论出处;2、战时工作不局限于前后方,了解并指导宣传品的内容与各团体(农民协会、劳工组合、青年学生团体等)的言论,帮其改正错误,动员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国民革命中来①。

邓演达逐渐认识到宣传工作对动员民众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正是由于取得了政治目标即让民众积极参与到北伐中来,才是军事胜利的意义的体现。

同期“国民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被采纳。会议结束后,为了实施有组织性的宣传工作,各军与各师组织了宣传大队。队员是从总政治部主办的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成员中选出,总共600-800人。队员的选拨标准要求高等小学或中学毕业,语言表达强且文笔好,有政治常识,能吃苦耐劳并能深入敌军工作,[2]总政治部内也成立了宣传大队。

7月23日,总司令部的各机关向前线进军。政治工作人员在北伐军到达之前已将从衡阳到平江一带的农民组织起来。北伐军一到,便组织宣传工作会,农民充分理解了北伐军与军阀的差别,在湖南各地不断设立起农民协会。就此农民作为运输队和侦察队与北伐军展开了合作[3]。

可以说这种实际体验正是邓演达开始关注农民的契机。邓演达单纯的认为解决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的80%也就得到解决了。看到和北伐军合作的农民,他或许觉得农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革命化。他立刻命令政治工作人员组织农民生活调查团和农民问题研究协会,对附近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地的分配状况进行调查,然后向总政治部汇报[4]。

在10月11日的总政治部会议上,他指示各政治工作人员,今后工作的重点要着眼于农民运动。14日的会议上又决定把从地方缴获的武器的一部分分配给农民协会,组织成立农民自卫军。可想而知这种支援农民运动的政策应该是邓演达提出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12月的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提议在推进政治训练的强化、组织、宣传工作的同时要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民调查[5]。

在邓演达的言论中首次对于农民进行总结的叙述是连载在1926年2月17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的,以《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为题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写道:农民的解放是中国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农民积极要求推翻封建经济的基础,取得政治上乡村的自治权,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农民自卫军,打倒榨取压迫农民的官僚、军队、土豪劣绅,改进农业的生产方法,提高生产力。城市与乡村的繁荣、消费、物资的供给都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也就是说那些都是“农民的血汗”[6]。

在过去的中国历史里,农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现在必须谋求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与农业的机械化来实现问题的全面解决。

“目前的农民运动,是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运动”,是农民与劳动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的旧秩序,在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下,建立新秩序迎接新社会的到来[7]。在这篇文章中,他经常使用的概念是“群众”,“民众”。

《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民众中包括农民与劳动者[8]。《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是谋求农民解放与武装的政党[9]。《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他认为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失败,是缺乏组织与政党的指导,缺乏与劳动者、农民及革命军的联合。而只为少数人的私利私欲[10]。《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的国民党缺乏具体的战略而无法保障农民的利益,也无法真正了解农民。[11]并指出了党的问题所在:没有着手解决农民问题。

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与毛泽东等一起提出“农民问题决议案”,被选为中央农民部长。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农民讲习所,他担任所长(实质上由毛泽东担任所长行使实权),成立土地委员会(他为主席)。此后,他的大半部活动都用来解决农民问题了。其具体活动如下表[12]。

  

如前所述,他对于农民运动的重视,正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他觉得由于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之大,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导致“北伐的失败使革命陷入危机”,因此必须提高“士兵对饱受苦痛的农民的同情”,促进士兵与农民的联合,在乡村建立民主制度。

总政治部对农民运动仍担负着不小的责任。建设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实现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总理所言地权平等,耕者有其田,势必有土地而后始能解决”[13]。对邓演达来说农民运动的积极与否甚至成了判断对于国民革命是否反动的目标[14]。

邓演达为了达到深入理解农民问题的目的,在总政治部内组织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1927年2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例会,以四个项目为主要讨论事项: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农民在革命中占据的位置、各国的农民运动及生活状况、各国学者关于农民运动理论的学说。例会每周六中午召开,要求领导必须出席。除了有专业演讲之外,通常邓演达还会论及农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及问题点,然后由郭沫若来组织讨论。2月23日的例会里,毛泽东作了《中国各地农运状况》的演讲。3月2日就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进行了讨论。3月16日制定了委员会的任务与职责。邓演达平时在演讲后会立刻退席,因此几乎不参加讨论[15]。

邓演达在逃离武汉之前写的《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在文中的“二、三民主义与革命群众”部分,他举出了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及主力军的是在乡村饱受压��与剥削的“生产农民”、“无地的农民”、城市的“生产工人”及“行会的手工业工人”[16]。“要把党(中国国民党-笔者注)建筑在革命群众上面”,“要群众在政治争斗中得到实际的利益”[17]。

在文中“三、三民主义与农民问题”部分,仍然强调了唤醒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参加到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来才能完成民族主义革命。他还阐述了“解决农民问题,即是解决农村政权问题及土地问题”,“为使农民觉悟地坚决参加民族主义革命的重要条件,所以三民主义革命,必然要解决农民问题才可以完成”[18]。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到了这种时候,他仍然没有想到除了农民以外的能够用来抗衡的第二政治力量。

也有些研究着眼于仅仅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崩溃,就导致农民运动过激化,政府无法控制运动的软弱无力的问题上[19]。事实上,过激化的农民运动,逐渐远离了政府的控制,一旦运动之火点燃农村的话,就会不断对地主采取过激而残酷的行为。政府的政治性指针将变得毫无意义。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选择这个方式,因为在无法无天的农村已经不存在应该成为革命主体的农民了。

另外,“逆产没收”的方法,造成了属于政权内部的地主阶级的领导者们,对革命的消极态度。结果导致无法从资金短缺的财政困难中抽身。作为政权要人的邓演达应该相当熟悉过激化的农民运动所导致的种种问题。

二、第二次出国期间的思想课题

1927年夏,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

1928年1月末②邓演达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阐述了他对阶级斗争的见解。以下两人会谈的情况是按章克回忆所记录③。

在会谈中,斯大林一开口就谈到:“中国革命是由于领导人在路线上的失误才导致的失败,不要再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参加革命工作了。苏联与共产国际都支持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此,邓演达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国民党。但是我同样期待中国不走资本主义路线而走社会主义路线。”

接下来,他又说自己一贯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以苏联的经验为典范。对于是否完全认同阶级斗争的问题,他说他还没有完全考虑好。也就是说,只有在很多民族与很多阶级的相互理解、相互合作与配合下才能够推动一个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并不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推动生产力的。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等长期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弱小民族更是如此。

从这次会谈的情况来看,邓演达已经完全站在《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中所记述的那样的立场了。他在《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中写道 :“实际上,阶级斗争绝不是单独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政治斗争,而是多阶级联合的斗争”,“阶级的民主不是单独阶级的民主,而往往是多阶级联合的民主。这个联合的范围,就是联合战线的范围。因为在政治的争斗上需要的联合阶段的民主范围”④。

由于长期住在柏林,他的思想也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但是对于由阶级的联合来领导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志向却是在很早就有的。

邓演达思想的理论本质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点:一个是三民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邓演达站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上,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此外他也是站在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信奉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不过,他同样也站在康德保留辩证法的唯物论的相对实在论的立场上的。如上所述,承认阶级内部的民主就相当于承认多阶级联合的民主[20]。

在人生观上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这肯定也给予他谋求和谐的阶级斗争观以很大的影响。他说“乐观主义者认人生和谐,或更积极的去毁灭人类社会”。

邓演达对于人生很注重和谐。所谓和谐指的是保持平衡,也就是“中庸”。从此可以看出他是以阶级联合,也就是在某种条件下,通过阶级调和来实现民主为基本路线。下面我们就分阶段具体来分析。

在1929年6月23日写给季方的信中⑤写道,作为实践革命运动所必要的理论研究必须理解以下三点:“第一、了解社会的进化阶段和同这个社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阶段”,“第二、了解政治力量变迁的过程及其原因”,“第三、特别关于中国问题的解释”。也就是说“第一种是社会史及经济史,第二种是政治史及政治经济学,第三种是中国的历史”。而邓演达自身正处于“理论及方法的基础”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的领域内,第一点已大略研究完成,目前处于对第二点的研究中,马上就要深入到第三点“应用阶段”的研究了。[21]邓演达的研究领域从政治、经济到哲学、历史、社会等多个方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忘记了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他一如既往的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在章克及苏联某学者的帮助下,他收集到许多关于苏联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的资料。

他研究的第一个重点是怎样使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起来。一方面知识分子可以启发和教育农民,另一方面,通过和农民的接触,其阶级意识也会随之而改变。为了找出有效的结合方法,他还研究了太平天国史,欧洲的经历了稳步的土地革命而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亚洲唯一一个取得近代化的成功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史。除了从图书馆借来了许多书籍,还节省出每月的生活费买了300多册书⑥。

他除了理论研究以外,也实地考察,将此与理论相结合,对理论作充分的补充。

邓演达在1929年9月2日离开了柏林。首先视察了德国北部、中部的农村和南部的拜仁地区。其课题之一就是观察欧洲各国的城市与农村的状况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并与中国农民的状况相比较讨论,来寻找中国革命的方法。在给上海的季方的信中,他详细介绍了他访问某个劳动者的家庭后做出的总结,介绍了在南德国各城市和农民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外,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职业训练学校的状况、职业差别带来的年收入差距等[22]。

邓演达感到德国的一般农民和劳动者的生活也完全不轻松。他分析说与中国知识分子独享知识资源的现状所不同的是,在边远的农村也有小学和职业培训学校,并实行义务教育。在宗教方面,基督教的信仰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一对一的信仰,社会生活与生产紧密相连,而中国的儒教却使个人被家庭和国家所埋没,社会处于封闭状态之中。

他决定依靠当时在伦敦留学的丘哲,暂时住在英国⑦。9月末从德国出发,于10月11日拂晓到达了伦敦[23]。

邓演达在10月里起草了《我们对中国时局的宣言》[31]。此宣言成为了其回国后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的雏形。

英国对于他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故乡,所以是势必要去视察的对象。三个月的逗留期间里,他走访了以下的几个城市: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利物浦、曼彻斯特、牛津⑧。观察、记录了工业生产的方法,劳动者的生活实态、城市规划、商品流通等。在伦敦每天晚上他都和丘哲交换有关中国革命对策的意见。还会见了费边协会的会员,交换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但在革命是否要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⑨。

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和平民革命论的展开

邓演达在1930年5月中旬,经过香港到达上海。在上海,邓演达在组建新党的三个月内,不分日夜的积极活动。

1930年8月9日,上海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共有十多个省、区的代表,230人参加。

首先邓演达阐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宣布了由六条组成的“我们的信条”[24]。采用了哲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传统,以实现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目标。

在此次会议上,邓演达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被一致通过,作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开题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详细地记载了关于平民革命的事项⑩。《我们的政治主张》由五章组成:“一、中国社会的结构。二、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三、我们的争斗目的。四、我们的争斗手段。五、我们具体的方案。六、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分界”。

那么,作为临时行动委员会目标的政权体制即平民政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我想以第五章即“我们的具体方针政策”为中心展开分析。

第五章“我们的具体方针政策”由“一、平民政权

的建立,二、外交政策,三、经济政策,四、社会政策,五、文化政策”5节构成。其份量占到了“政治主张”的60%,从这点看此章已成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构想的核心部分。

平民政权就是受到资本主义压榨、压迫的普通大众自动夺取政权、寻求解放,夺取政权以后建立平民掌握的政权。总之,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25],“生产者的政权”[26]。

所谓“平民”就是指“自己维持生计,并不榨取他人,直接的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而并不是单纯的一般民众,包括“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作农、佃农、雇农”和“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

邓演达自己也承认,“平民”的概念很含糊。但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本来就不像欧洲过去及现在这样简单的”,“国民”的概念并没有隐藏在其中[27]。“平民”通过“与生产相关联的阶级的联合”来体现,这是中国社会的特色。

为了树立平民政权,“被唤醒的平民群众与被组织起来的平民群众”是非常必要的。现有的职业组织、劳动工会和农民协会加上准职业组织的学生会、妇女团体、士兵的组织等为基础单位,唤醒并组织他们让他们逐渐从经济斗争投入到政治斗争,并最后夺取政权[28]。

那么平民政权的构成与运营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实施的呢?

他写道,夺取政权后,被组织起来的平民群众的职业团体的代表要参加中央与地方的政权。他们通过掌握政权,将生产与政权直接关联起来,去除现有的官僚制度的弊端。还批判了猪仔议员(被收买完全按他人意愿行事的议员)、党卫门(利用党的威风来压迫群众),还有欧美的选举制度。

职业团体与准职业团体,按照比例向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派遣代表。其比例数定为“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 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 占40%。政权取得后制定宪法是当务之急,所以为了制定宪法要召开临时国民会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要分离,所有的权力集中到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上,在国民大会下组织新政府。

相当于地方政权的是以国民大会为基准设立起来的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这些地方政权有很大的自治权。中央只是在外交、军事、全国的产业统制、全国的交通干线、财政大权上行使职权。“过去的中央政权都只是形式的统一,并且妨害了地方人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将中央的权力限制到最小程度,实行地方分权。同时考虑到全国性的经济、地理与国防,现行的省、区制度需要变更,使各省区可以达到均衡发展。

以上就是平民政权的概要。原则上,可以说整理和发展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29]的《行动纲领》的部分内容。

以职业团体的代表参加政权为基础这一点,酷似列宁领导的布尔什主义所采用的苏维埃方式。考虑到当时的中国状况,组织起像散沙一样的民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此作为基础单位,着眼于比其传统的地方组织来说政治性相对较高的职业团体更现实一些。

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以实现社���主义为目��,但是它所构想的却是作为过渡期的经济构造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的集中和国家对于基础产业的干预。

对外经济政策是“关税权绝对的自主,并用高度的保护税政策,收回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的企业”。前两者是摆脱殖民地状态所不可避免的政策。第三个“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却很鲜为人知。所谓的“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就是“在产业落后、资本贫乏、技术落后的中国,利用外国专门家以开发各种产业,组织各种产业,在一定的年限内,以完全遵守中国法律及其他有利于财政及工人为限,允许外国投资团在本国经营企业”[41]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外国资本的导入实现近代化的促进政策。

对内政策又分为消极的政策和积极的政策。消极的政策就是肃清封建制度的残余。积极的政策包括金融机关的国有化、基础产业、大企业、独占产业的公营、国有化与合作社的推进、“耕者有其田”的实现与农业政策、保持城市与农业发展的均衡等四个方面。其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除了农业政策占了很大篇幅之外,对于合作社也极其重视11。生产者自己利用组织化了的合作社,为了作为将来的农业社会化的基础而奖励农业合作社。各户自由合作扩大耕作规模,积极展开贩卖、购买、资金等方面的合作。防止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邓演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没有提到对于市场经济的充分认识。居留柏林期间,在给季方的信中就提到“我目前集中一切力量去解决将来经济中的中心问题市场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如何,可以决定我的最后的政治纲领”[30]。邓演达在1931年4月,在《革命行动》第五期中发表了《现时国际及中国

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的长文[31],对“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市场”这个命题提出了质疑,利用统计资料说明苏联经济卷入国际市场经济的现状。他认定苏联的经济本质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否定了斯大林的“苏联自身经济能够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断。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政权下既要实施计划经济又要实施市场经济12。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如何实现土地的国有化,土地问题正是农民问题的中心。其解决方法正是邓演达在1927年以来一直研究并煞费苦心的重要课题。

全国耕地的50%由佃农之手进行耕作。佃租平均达到50%。中国农业的现状如此,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榨取而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急速要实现土地的国有化的话不但会招来地主的反对,恐怕也会引发向来保守的农民的反感。反感会滋生反革命情绪,因此无论如何要避免出现。

邓演达在武汉时期的土地委员会上曾经因土地问题法案而遭到强烈反对。所以他回避急进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分阶段逐渐实施革命,作为最终目标而实现土地国有化。作为过渡期的政策则实施“耕者有其田”[32]。

这不正是邓演达转向现实路线的证据吗?也就是说,指导农民运动,继续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讲,这正是他充分体会到使农民马上成为革命的主体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太平天国”被认为是近代大规模农民运动的象征。以孙文、蒋介石、毛泽东为代表的立志成为政治家的人物也表现出了对“太平天国”的关注,当然邓演达也不例外。

但是,对于“太平天国”是否是单纯的革命运动的问题,事实上早就有争论。宮崎市定的《有关太平天国的性质》[33]中提到,《贼情汇编》·《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分析参加到太平天国来的领导人250人中的50人的出身阶级,发现代表农民阶级的中农、贫农、雇农仅占整体的14%。其出身也是多种多样的。

读了《天朝田亩制度》后,会发现农民地位并不高,并没有受到重视。对于农民仍然和清朝的态度一样,仍然帮助征收地主税,压迫农民。在祁门命令农民蓄发,而在败走后就抛弃了农民也是事实。

汪士铎的《乙丙日記》中写道,希望加入太平军的都是些无业农民,即便想从事农业也没有田地。这样一来,无论多少,稍有些田地的人就不想参加太平军了。拥有土地的农民的加入仍然是少数。

广大农村的急剧变化,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农村秩序的“破坏”很简单,但是新农村的“建设”却伴随着更大的劳苦。“破坏”的结果是雇农、佃农、无产者的增加造成了流民的出现,他们大量涌入城市,造成犯罪的增加,社会萌生了不安和混乱。混乱会破坏社会事业与和谐,破坏社会发展的平衡。混乱有利于官僚、军阀、高利贷的统治(《南京统治》)[34]。邓演达消化过去的实际经验与在欧洲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的历史,肯定会对此有所理解。

通过“耕者有其田” 以逐步实现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形成之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有反对意见主张:“国家发行50年期的国债购买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不是革命的方法,应没收土地”[35]。

邓演达对此发表意见说:“临时委员会的基层几乎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关的阶层。如果实行剧烈的土地改革的话,就很难得到此阶层的支持”,邓认为南京统治被颠覆后面临的共同目标,首先是为了以政权夺取为开端的地方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与反蒋介石派的军人联手,更不能采取没收土地的措施。再者邓演达作为不没收土地的理由,认为是鉴于当时社会的情况:1、“没收会妨碍农村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2、“一时的狭隘的报复感情着手,则解决了的只是性的发泄,而不是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36]。

邓演达充分注视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以平民革命引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迄今仍有重大的价值。

 

 

注释:

①李一氓《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9辑,《附件》,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工作会议会议记录,41-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在601页的讲演记录中,军事区域内全部的组织和印刷物都要接受总政治部的监察,战时不允许劳动者,农民的团体自由进行罢工,此点断缺。

②有关会谈的时期,《邓演达年谱》记载是12月。上述的杨逸棠书中并没有明确记录会谈的时间,这里遵循《章克先生回忆谈话》(手写稿原件复印)。

③《章克先生回忆谈话》。这次采访是由复旦大学的屠传德氏在北京进行的。其他的内容不详。另外,也收集到爱泼斯坦的《宋庆龄》(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久保田博子译,Saimaru出版会,一九九五年,汉语版《宋庆龄 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的资料,使用的资料名并不明确,只是使用的资料与本稿中所得到的资料有所不同。同时也收集到王仰清《论邓演达被捕被害之缘由》(上海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1989年第2期)上海市监狱所藏的章克的回忆资料。类似此类的章克的回忆资料有很多种。章克,毕业于燕京大学,当时20多岁。据本人说是李大钊的亲戚。宋庆龄与邓演达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秘书,原本是宋庆龄的秘书,为维持生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时负责宋庆龄的秘书工作,有着很好的语言能力。原本是中共党员但后来退党加入了第三党。邓与宋离开莫斯科之后,他于1928年5月到达柏林,帮助二人的工作。受邓与宋之命,于八月从汉堡到纽约,在美国国内从事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活动。1929年末回到中国,任中华革命党华北地区书记。后重新加入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在北平活动。1931年6月起,受邓之命被派往广州,参加非常会议,担任外交部司长兼中山大学教授。

④太任《择生同志的思想轮廓》(《邓演达纪念集》1932年影印本,《民国丛书》所收)。引用邓演达于1929年写成,寄给国内同志的《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原文。

⑤季方(1890-1987年),字正成(诚),江苏省海门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任特别辅佐官,在训练部辅助邓演达。在北伐时期,历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二二师团党代表,第四军教导团参谋长等。1930年参加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中央干事会干事,负责总务,联络军事方面的工作。邓演达遇害后,从事抗日运动,1958年当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1987年逝世于北京。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纪念季方》(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

⑥这些书都在回国时带了回来。其中有10来册用红色或蓝色的笔作了注或在字下划了线(前面提到的杨逸棠作品 62页)。

⑦7月里写给丘哲的信中写到9月末要去英国。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167页。

⑧杨逸棠《邓演达》,65页。《邓演达年谱》,43页。《邓演达纪念画册》,37页。寄给郭冠杰的明信片。

⑨《邓演达年谱》,43-44页。当然邓演达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武力是必不可少的。

⑩8月18日的第一次中央干部会联席会议上,设立了临时的党纲整理委员会,部分修正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印刷了2000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于9月1日创刊的内部杂志《革命行动》的第一期。当时,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11会见斯大林时大力称赞了合作社的方式,并与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领导者的陈翰笙在苏联成了知己。回国后写成《我们的政治主张》时也听取了他的很多意见。

12邓演达着眼市场经济,得到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曾成贵的《邓演达的市场观点琐议》(广东邓演达研究会秘书处编《邓演达研究通讯》特辑版,1997年3月18日,11-13页),周伟嘉《邓演达从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市场主义经济论-邓演达流亡欧洲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研究新论》华文出版社,2001年收录)。

 

参考文献:

[1]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纂.黄埔军校史稿(第七册)[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416.

[2]李一氓上文提到的回忆录(上)[Z] 附件.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工作会议会议记录.37-38.

[3]国防部总政治部编印:国军政工史稿(上)[Z].196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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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M].北京: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42.

[16]张光宇.评述武汉时期的邓演达[J].近代史研究,198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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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42-278.276-277.308-309.

[20]可以以、北村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形成现代中国二大势力的出现[M].日本:岩波书店, 1998.

[21]曾成贵.流亡期间邓演达对中国革命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1(1):89.

[22][23][28][32]邓演达.邓演达遗札[M].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37.51.18.33.

[26][29][31][34]革命行动(1):47-48.48.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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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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