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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原因探析

时间:2014-06-09 关注度: 作者:李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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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青年频频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原因有香港青年自身、香港经济、国际影响和新媒体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具体而言:香港青年自身认为的“激烈”的理性与“温柔”的抗争的观念和行为的互相影响;香港经济低迷的形势使青年受到较大冲击而走上街头;西方思想文化、国际上“颜色革命”以及欧洲和中东北非等国家或者地区社会动荡对香港青年的影响也较大;新媒体发展而致的信息与沟通的无限覆盖,对青年个体参与“新社会运动”也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与助长。

一、 “新社会运动”的界定及研究缘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其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这种社会运动不同于战后初期的旧式社会运动,因为“他们表达的是对人类‘生活世界life-world’(如社区、城市或者环境)而非物质利益(如经济增长、财富分配或者人身安全)的关怀;他们采取的是非组织化、松散网络化,而非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行动方式;他们所崇尚并传达的是自我解放、独立个性、身份意识、反权威、反官僚体系的价值观念,而非工具理性、权威、秩序的价值观。”[1] 之后,诸如此类的这些社会运动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始频频发生,但是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2011年8月6日晚英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部分民众在当地警察局附近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男子。示威后来演变为骚乱,骚乱蔓延至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西布罗米奇、伍尔弗汉普顿等地,10日才趋于平息。这次被媒体称为“英国伦敦骚乱”的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新社会运动”被利用、演化后的状况。
关于香港“新社会运动”的发起,目前较一致的看法是,“早在2003年起的一次大游行后,香港新生代的公民意识及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就已经被唤起,结果催生了‘新社会运动’,出现了多个依靠互联网动员,关注社会、环保、保育(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等)等议题的新压力团体。”[2] 这些新压力团体主要有: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保护海港协会、街坊工友服务处、捍卫基层住房权益联盟,等等。 “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均是以“80后”为主的民众,故也有学者将香港此类运动称为香港“80后运动”。 [3]
香港“80后”部分青年为什么会组织或者参加(主要是参加)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或者说“80后运动”呢?从实践效果或者后果上看,这种运动无论从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对青年自身的影响来看并不是一种值得大张旗鼓宣传的运动,毕竟还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青年的发展的。探讨分析其原因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各国各地区“新社会运动”和类似“新社会运动”的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以探讨与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这种反思与探讨对于目前我国内地新社会形势下破解社会管理难题和寻求社会服务管理改革创新方面而言也有一定的意义。为此,本文就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原因进行了相关思考与分析。
二、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四个原因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辨证法思想,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事物的诞生都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也不例外。经过研究考证,我们认为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发生起码有或者说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香港青年自身、香港经济、国际影响和新媒体的影响。
(一)香港青年自身的原因
新世纪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新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总体上均是以年轻人为主,在香港也是一样。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这是缘于青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特别是一个稳定的成熟的社会里都无法完全摆脱其“弱势”地位的。为了摆脱其“弱势”社会地位和“弱势”群体社会角色而参加“新社会运动”也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引用香港青年自己的两句话来看他们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原因:一是不被重视后“激烈发声”的必然,“激烈的抗争是理性的选择”;二是不满现实但积极面对的应然,“快乐的抗争,温柔的解放”。[4]简而言之,他们自认为自己参加“新社会运动”是理性思考下必须应该去参与的,但是参与的形式是温和的。这种“激烈”的理性与“温柔”的抗争的观念和行为的相互影响使一部分香港青年在新世纪以来参加了香港多次的“新社会运动”。
香港青年自认为他们参加“新社会运动”是为了争取和表达权利,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并非成人认为的“冲动”。在他们看来,既然“年轻人的思想和声音不被重视”,既然“争取是天赋的权利”,既然“旧有的争取方式无效时”,那么“用人民的力量争取人民的权益是应分的?”他们自认为自己不是一班无聊的人,不是“暴徒”,参加“新社会运动”反而正是因为他们是关心社会发展和时政的、因种种问题对香港前景不乐观且忧心或虽不乐观却积极去面对与争取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公开宣称“激烈的抗争是理性的选择”、“快乐的抗争,温柔的解放”等。
虽然从青年本身的角度看,他们的看法有一定需要我们认可和正视的地方,如在面临经济困境时,青年是较社会上的其他年龄层人士更直接受到冲击和更易受到困扰的一个群体,在面临文化和身份认同迷茫时他们也较其他年龄层人士反应更为强烈。但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我们也看到了香港青年“言行不一”的一面,如在多次的实际的香港“新社会运动”中,却常常出现了一些确由香港青年“制造”的“暴徒”的行为,或者说众人难以接受的、不理性的、冲动的,甚至“野蛮”的行为。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有一部分青年虽然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法制观念,但是却缺乏法制的实践,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很容易冲动而破坏法制,或者被人利用而危害他人和社会的。
近年来,香港多次的“新社会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多数是青年人?“为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走出来。”“对政制缺憾的不满”等而用另一种手段(成人社会认为不理性的手段)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不过,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中,这些政治动机往往会被“明确”或者被“利用”,所以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2011年8月初引发而至最后演化、爆发的英国伦敦骚乱,其实只是缘于一个小小的事件,所以一般而言,起因于青年人的骚乱总是无一例外(在多国多地区被证实)被不怀好意的暴力分子利用而进行社会破坏,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进行更加细致的青年工作,以尽量消除这种所谓的“街头政治”,减轻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  
(二)香港经济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西方“新社会运动”发生的部分原因类似,香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也仍然还是在社会经济层面。
香港经济属于迷你型岛屿经济,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相当依赖,所以香港经济本身相当脆弱,而近年来的经济持续低迷,又遇到很多困难。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于2003年6月29日的正式签署,它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加快了经济复苏的步伐。香港近十年来的经济总体上有所好转,2009年香港特首曾荫权就表示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因素没有改变,特区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金融海啸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5] 2010年10月13日曾荫权交出“民心我心、同舟共济、繁荣共享”的施政报告,他表示“香港经济已逐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但外围经济仍存在大量变量。”[6]
但是总体上由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容乐观,香港社会的通货膨胀、失业、破产等现状也一样显得较为严重,于是香港民众大多认为:香港的经济和财富在逐步变好而香港市民却日显贫困原因就是港府施政失误,这种有失偏颇的认知和单一归因的认知状态,使一部分的“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带领并影响着广大青年参与者们最终“走上街头”。例如,2009年香港“七一大游行”打出来的标语主题就是“施政失误、贫富悬殊、还政于民、改善民生”。[7]实际上,本世纪以来,世界很多地区和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的最后根源都是高通胀和高失业,这些运动的发生一开始并没有太深的政治诉求,也并不是一定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一般而言,大部分的“新社会运动”也就是整个社会或者部分社会群体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或者称为一种“社会泄愤事件”而已,由于青年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中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影响者,一般情况下后来这种“新社会运动”都使青年人成了最后的参与者和坚持者,当然也易最终成为受害者。


(三)国际的影响
香港,地处东方世界核心地域之一,但却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可以说西方思想文化对于香港青年的影响,相对于我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较甚,因此探析香港青年参与“新社会运动”的原因无法回避国际影响方面的原因。
1、香港的世界城市地位使香港青年深受西方思潮影响,敢于“争取权利”。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香港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是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所以香港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香港青年或者说大多数的香港人都认同“争取是天赋的权利”[8],他们接受天赋人权、独立、自主、敢于追求权益等有益的西方思想文化。随着香港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开放,香港青年在来自西方思想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敢于争取权利,“新社会运动”就是他们认为的“争取权利”的一种形式和载体。
2、从教材到教师“英美”思维印痕均很深厚的香港教育导致香港青年敢于“表达权利”。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的教育从教材到教师的“英美”思维印痕一直都非常深。在殖民时期,“港府不仅开设了注重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教育的殖民政府学校,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从中学选拔少数精英到英式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教育制度,并大力推行英语主导的教育措施。”[9]而且“在香港,自英国占领香港岛之后的约100年时间里,殖民地学校中教师职业都是英国人、其他欧洲人或美国人充当的,正是这些人计划、发展、落实课程,控制着教育。现在香港的大学从教师到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仍然是港英时期的,即西方式的。”[10]所以,香港社会民众在“英美”思维的影响下,敢于“表达权利”的社会氛围颇浓,而香港新世纪的青年更是敢于“表达权利”,也容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参与“新社会运动”。
3、国际上“颜色革命”、 欧洲和中东北非等国家或者地区社会动荡的影响。所谓的“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爆发的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革命。例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或者“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或者“柠檬色革命”等,这些“颜色革命”均是以“街头政治”为表现形式,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11]这些“颜色革命”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香港来说,亦然。例如香港“80后”他们自认为他们组织或者参加的“新社会运动”也是一样的方式:“以和平、理性、创新、非暴力为表达诉求的手法” 。[12]
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突尼斯、埃及、巴林、约旦、利比亚等国相继出现“政治风暴”,这些动荡对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香港反对派也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引导不明真相的民众,特别是“热血”的青年参与与扩大“新社会运动”,以不断制造政治冲突事件来打击特区政府的威信,
(四)新媒体的影响
新媒体技术在新世纪以来的各次社会运动或者“颜色革命”中都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之一,在香港的“新社会运动”中也不例外。香港80后接触和使用互联网已经是得心应手,运用互联网以及借用互联网核心技术而发展的各种新媒体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多使用MSN、Facebook、Twitter。互联网很容易把千万个独立不同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如果有共同的目标和议题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个的社会事件。
新媒体在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说明:一是成本低,谁都可以使用;二是覆盖面广;三是传递迅速;四是形式多元,容易吸引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参与。前三句话已众所周知,无需多解,但是最后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借助新媒体,可以让很多事物,例如“新社会运动”在表现和传播形式上发生变化,更显新意、更易吸引全社会关注的目光。街头运动与表演,再放之于网络上,或者直接制作网页进行传播,这些都是青年人最擅长的拿手好戏。例如,香港的“好戏量”组织[13],该组织是香港规模最大的独立剧团,其所参与剧场演出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均无酬劳,该组织多数成员为年轻人。2001年成立至今,他们经常在香港的街头进行“谩骂叫嚣”式表演,引发社会争议,说他们妨碍了其他市民的公共空间。但是他们从年青人角度讨论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在教育、爱情、低下阶层、精神病、女性身份、家庭等主题上针砭时弊,形式搞怪,部分剧目如《阴质教育》、《非典型废人》、《你唔好去死》、《神奇女侠》、《放飞机的孩子》、《点呀老爸老母》、《歌神英雄传》、《猪腩肉玩游戏》、《无间校园》等。他们还将实况放上YouTube网络,使传媒围绕着他们转,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参加新社会运动,特别是吸引了部分青年的观看、参与和议论。还有青年人自办的民间电台、FM101、网上电台“青台”、萧若元的MyRadio、叶荫聪的独立媒体in-media等等。
新媒体在近年来多次的“新社会运动”或者类似“新社会运动”的社会事件中的作用还可以用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那就是2011年8月发生的英国伦敦骚乱。骚乱发生后,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国家安全事务主管托拜厄斯·费金博士评论说,本次骚乱参与者多数年纪很小,也许是因为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年轻人有大把时间。“事故发展非常快,许多暴力分子利用社交网络、黑莓即时短信等现代技术,相互通知聚集地点。”当托拜厄斯·费金博士被新华社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社交网络在骚乱中发挥的作用时,他回答说:“我觉得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新的现实。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它将继续存在。我们要做的是确保它被用于正道,即人们把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用于好的目的,而非策划骚乱。但不幸的是,总有人滥用。”[14] 由此而来给我们的启发是,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为了当局和社会的稳定,保护民众的正常和有序的生活不受破坏和利用,对新媒体进行管理和监督,对相关技术引起预见和加强探索,我们应反对某些西方所言对新媒体进行管理和监督是所谓的“危及民主”,因为即使是英国,为了加快结束此次骚乱最后也表示要对相关网站进行关闭。总之,新媒体发展而致的信息与沟通的无限覆盖与影响,对青年个体参与“新社会运动”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与助长。
三、结语
“新社会运动”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态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亦会因为社会文化与心理、社会经济与发展、社会历史与现状等多种因素而显示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特点。各国各地区青年参与其当地的“新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愈来愈应该受到关注和研究,寻找其参与原因和特点,寻求优良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对整个国家、地区的稳定和顺利发展总是不无裨益的。本研究认为,香港青年参与“新社会运动”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香港青年自身、香港经济、国际影响和新媒体影响等四个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调查表明还有其他的原因,如参加新社会运动的青年的背景,受香港反对派的唆使或其他还未发现的原因等都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和考证。
  
  
参考文献:
[1]夏瑛.香港“80后”的“新社会运动” [EB/OL].[2011-09-10]. http://www.sina.com.cn.
[2]蔡子强.新社会运动中的博弈[J]南方人物周刊,2010(6):92.
[3][7][8][12]林匡正.八十后运动[M].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0:8.59.12.39.
[4]林匡正.八十后运动[M].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0:代序.
[5]陈济朋,苏晓.曾荫权: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因素未改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1—20(003).
[6]时娜. 曾荫权发表新年度施政报告称:香港经济已逐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霾[N].上海证券报,2010-10-14(F05).
[9]洪明.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G].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4)——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含民族教育等) , 2009 .
[10]陈丽君.香港中产阶级的现状、特点和工作对策[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26:44-49.
[11]吕秀玲,毕玉杰,李学刚.“街头政治”给我国带来的启示[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42-44.
[13]香港网络大典.好戏量[EB/OL].[2011-11-07] .http://evchk.wikia.com/wiki/%E5%A5%BD%E6%88%B2%E9%87%8F .
[14] 新华社.事态为何扩大到这个规模?——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国家安全专家谈英国骚乱[N].广州日报,2011-08-12(AⅡ8).

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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