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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原因探析

时间:2014-06-09 关注度: 作者:李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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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青年频频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原因有香港青年自身、香港经济、国际影响和新媒体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具体而言:香港青年自身认为的“激烈”的理性与“温柔”的抗争的观念和行为的互相影响;香港经济低迷的形势使青年受到较大冲击而走上街头;西方思想文化、国际上“颜色革命”以及欧洲和中东北非等国家或者地区社会动荡对香港青年的影响也较大;新媒体发展而致的信息与沟通的无限覆盖,对青年个体参与“新社会运动”也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与助长。

一、 “新社会运动”的界定及研究缘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其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这种社会运动不同于战后初期的旧式社会运动,因为“他们表达的是对人类‘生活世界life-world’(如社区、城市或者环境)而非物质利益(如经济增长、财富分配或者人身安全)的关怀;他们采取的是非组织化、松散网络化,而非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行动方式;他们所崇尚并传达的是自我解放、独立个性、身份意识、反权威、反官僚体系的价值观念,而非工具理性、权威、秩序的价值观。”[1] 之后,诸如此类的这些社会运动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始频频发生,但是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2011年8月6日晚英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部分民众在当地警察局附近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男子。示威后来演变为骚乱,骚乱蔓延至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西布罗米奇、伍尔弗汉普顿等地,10日才趋于平息。这次被媒体称为“英国伦敦骚乱”的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新社会运动”被利用、演化后的状况。
关于香港“新社会运动”的发起,目前较一致的看法是,“早在2003年起的一次大游行后,香港新生代的公民意识及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就已经被唤起,结果催生了‘新社会运动’,出现了多个依靠互联网动员,关注社会、环保、保育(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等)等议题的新压力团体。”[2] 这些新压力团体主要有: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保护海港协会、街坊工友服务处、捍卫基层住房权益联盟,等等。 “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均是以“80后”为主的民众,故也有学者将香港此类运动称为香港“80后运动”。 [3]
香港“80后”部分青年为什么会组织或者参加(主要是参加)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或者说“80后运动”呢?从实践效果或者后果上看,这种运动无论从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对青年自身的影响来看并不是一种值得大张旗鼓宣传的运动,毕竟还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青年的发展的。探讨分析其原因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各国各地区“新社会运动”和类似“新社会运动”的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以探讨与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这种反思与探讨对于目前我国内地新社会形势下破解社会管理难题和寻求社会服务管理改革创新方面而言也有一定的意义。为此,本文就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原因进行了相关思考与分析。
二、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四个原因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辨证法思想,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事物的诞生都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也不例外。经过研究考证,我们认为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发生起码有或者说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香港青年自身、香港经济、国际影响和新媒体的影响。
(一)香港青年自身的原因
新世纪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新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总体上均是以年轻人为主,在香港也是一样。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这是缘于青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特别是一个稳定的成熟的社会里都无法完全摆脱其“弱势”地位的。为了摆脱其“弱势”社会地位和“弱势”群体社会角色而参加“新社会运动”也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引用香港青年自己的两句话来看他们参加“新社会运动”的原因:一是不被重视后“激烈发声”的必然,“激烈的抗争是理性的选择”;二是不满现实但积极面对的应然,“快乐的抗争,温柔的解放”。[4]简而言之,他们自认为自己参加“新社会运动”是理性思考下必须应该去参与的,但是参与的形式是温和的。这种“激烈”的理性与“温柔”的抗争的观念和行为的相互影响使一部分香港青年在新世纪以来参加了香港多次的“新社会运动”。
香港青年自认为他们参加“新社会运动”是为了争取和表达权利,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并非成人认为的“冲动”。在他们看来,既然“年轻人的思想和声音不被重视”,既然“争取是天赋的权利”,既然“旧有的争取方式无效时”,那么“用人民的力量争取人民的权益是应分的?”他们自认为自己不是一班无聊的人,不是“暴徒”,参加“新社会运动”反而正是因为他们是关心社会发展和时政的、因种种问题对香港前景不乐观且忧心或虽不乐观却积极去面对与争取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公开宣称“激烈的抗争是理性的选择”、“快乐的抗争,温柔的解放”等。
虽然从青年本身的角度看,他们的看法有一定需要我们认可和正视的地方,如在面临经济困境时,青年是较社会上的其他年龄层人士更直接受到冲击和更易受到困扰的一个群体,在面临文化和身份认同迷茫时他们也较其他年龄层人士反应更为强烈。但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我们也看到了香港青年“言行不一”的一面,如在多次的实际的香港“新社会运动”中,却常常出现了一些确由香港青年“制造”的“暴徒”的行为,或者说众人难以接受的、不理性的、冲动的,甚至“野蛮”的行为。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有一部分青年虽然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法制观念,但是却缺乏法制的实践,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很容易冲动而破坏法制,或者被人利用而危害他人和社会的。
近年来,香港多次的“新社会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多数是青年人?“为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走出来。”“对政制缺憾的不满”等而用另一种手段(成人社会认为不理性的手段)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不过,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中,这些政治动机往往会被“明确”或者被“利用”,所以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2011年8月初引发而至最后演化、爆发的英国伦敦骚乱,其实只是缘于一个小小的事件,所以一般而言,起因于青年人的骚乱总是无一例外(在多国多地区被证实)被不怀好意的暴力分子利用而进行社会破坏,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进行更加细致的青年工作,以尽量消除这种所谓的“街头政治”,减轻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  
(二)香港经济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西方“新社会运动”发生的部分原因类似,香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也仍然还是在社会经济层面。
香港经济属于迷你型岛屿经济,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相当依赖,所以香港经济本身相当脆弱,而近年来的经济持续低迷,又遇到很多困难。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于2003年6月29日的正式签署,它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加快了经济复苏的步伐。香港近十年来的经济总体上有所好转,2009年香港特首曾荫权就表示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因素没有改变,特区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金融海啸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5] 2010年10月13日曾荫权交出“民心我心、同舟共济、繁荣共享”的施政报告,他表示“香港经济已逐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但外围经济仍存在大量变量。”[6]
但是总体上由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容乐观,香港社会的通货膨胀、失业、破产等现状也一样显得较为严重,于是香港民众大多认为:香港的经济和财富在逐步变好而香港市民却日显贫困原因就是港府施政失误,这种有失偏颇的认知和单一归因的认知状态,使一部分的“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带领并影响着广大青年参与者们最终“走上街头”。例如,2009年香港“七一大游行”打出来的标语主题就是“施政失误、贫富悬殊、还政于民、改善民生”。[7]实际上,本世纪以来,世界很多地区和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的最后根源都是高通胀和高失业,这些运动的发生一开始并没有太深的政治诉求,也并不是一定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一般而言,大部分的“新社会运动”也就是整个社会或者部分社会群体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或者称为一种“社会泄愤事件”而已,由于青年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中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影响者,一般情况下后来这种“新社会运动”都使青年人成了最后的参与者和坚持者,当然也易最终成为受害者。

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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