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讲了胡汉民,戴季陶的很多好话,使处于声望低潮的胡汉民声望迅速上升,以全票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样,邓演达的讲话还使戴季陶度过危机。以上两点,都被胡汉民与戴季陶的研究者注意到。但邓演达究竟讲了什么,却没有人引用过。这篇文章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另外,还讲了何香凝给邓演达的信,和1927年武汉反共后,广州国民党报纸反复攻击邓演达是共产党的问题。
一
关于何香凝给邓演达的信。1925年8月20日,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暗杀。邓演达对廖仲恺的逝世很是痛惜,写信慰问何香凝。何香凝大约在1926年1月回信给邓演达,希望邓演达继续廖仲恺的事业,信的原文是:
演达先生鉴:
倾阅尊函,殷殷慰勉,感激之情,莫可言喻。此次廖先生之死,在廖先生个人,固无遗憾,然于党纷国难,理正需人,岂料党里同志,竟忍心出此手段。昔英士、仲元、执信诸公之死,总理尚在。今总理逝世未及一年,而廖先生事发矣。呜呼!吾党之前途?!
然去者已矣,来者犹可追。吾党青年如先生者,正将来有为之士,幸勿自弃。廖先生生前已立意牺牲,今遂其愿,夫复何言。总理有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愿先生将此言烙诸心肺,继诸先烈努力奋斗,则廖先生虽死亦如生矣。愿先生勉之。
谨此,并候。
大安!
何香凝谨上 [1]
何香凝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夫人,大革命时代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廖仲恺与邓演达都是广东惠阳人,1924年黄埔军校筹建期间,廖仲恺和邓演达都是7个筹建委员会的成员。1924年5月9日,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1925年7月,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大力推行财政统一。1925年8月20日遭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暗杀。
何香凝在致邓演达的信中说:“岂料党里同志,竟忍心出此手段”,指的就是国民党右派。当时涉嫌指使暗杀的有林直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林直勉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时,强令把孙中山拖离总统府,使孙中山免遭炮轰,立了大功。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在辛亥革命时,与廖仲恺何香凝同往日本留学,关系很好。1925年8月,廖仲恺在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强令各军交出财政,这使粤军中的反动军阀受到黄埔军校的巨大威胁。粤军中的一些军长,师长勾结胡毅生,林直勉等策动了对廖仲恺的暗杀。廖仲恺死后,粤军的一些军长、师长被枪毙。但林直勉由于曾经营救过孙中山,被囚禁后无罪释放。所以廖仲恺被杀案显得特别复杂。何香凝给邓演达的信中,才有“党内同志竟忍心出此手段”的说法。
廖仲恺被暗杀后,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共产党人合作,成立了廖案审判委员会。周恩来是委员会成员,共产党员陈赓也参加了逮捕廖案凶犯的工作,并迅速改编了粤军,广州国民政府实现了财政统一,形势很好。所以,何香凝在给邓演达的信中说:“此次廖先生的死,在廖先生个人,固无遗憾。”
廖仲恺牺牲后,国民党左派顿失一个中坚人物。继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26年1月8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国民党“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共产党人和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都对年轻有为的邓演达寄予厚望(虽然,邓演达因为留学国外,对广东根据地的情况不甚了解,在国民党“二大”期间还说了一些胡汉民的好话,这一点将在下面谈到。)所以,何香凝在给邓演达的信中说:“吾党青年如先生者,正将来有为之士,幸勿自弃。愿先生将此言烙诸心肺,继诸先烈努力奋斗,则廖先生虽死亦如生矣。”
后来,邓演达没有辜负共产党人周恩来和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的期望,成为北伐战争时期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二
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所做的游欧报告中大力赞扬欧洲各国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欧洲各国人民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革命性很强。那么,邓演达为什么会说胡汉民的好话呢,主要是对廖仲恺被杀案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很不了解。
邓演达是1924年10月离开广州黄埔军校的。1925年2月从上海赴德国、苏联等地学习考查。1925年12月回到广州。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后,汪精卫、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两党领导合作,囚禁了对廖被杀负有政治责任的胡汉民。广州的报纸也反复在报道廖案同胡汉民的关系。后来,失去一切权力的胡汉民被派往苏联,却在苏联受到较大的欢迎。这一过程,邓演达远在国外,对广州的情况很不了解,所以才说了一些胡汉民的好话。内容如下:
至于胡汉民先生在莫斯科,实受俄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当他下车时,至少有30万民众,在铁栅外踊跃着要见胡先生的。俄政府因为恐怕有帝国主义者的侦探,或谋加害于胡先生。想要求民众另择日子再和胡先生相见。但民众却总是不听,人人还想跟胡先生接一个吻。因为他们渴想见一见东方被压迫民众的一个领袖。胡先生自到莫斯科后,见得群众的情形这样。他就明白俄国革命的基础,在什么地方了。同时并且看见俄国共产党员的纪律的严重。看见俄国革命前后有什么分别。看见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是有什么关系。这于胡先生他日回国时,当有很大的益处的。他现在还想用多些时间,和俄国的民众接近,然后再到德国和土耳其去,然后回到中国。
以上都是兄弟到俄国会见胡先生的经过[2]。
胡汉民与廖仲恺被杀案的关系,史学界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许多认为胡汉民没有策划暗杀廖仲恺,主犯应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但是,当时的胡汉民确实主导了政治上的倒廖运动。
《广州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登出了国民党要人戴季陶对于胡汉民的看法,称胡汉民在廖案上负政治责任。1925年9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国民中央执委会上,指出胡汉民与廖案没有直接关系。决定派胡汉民往苏联,以非常重大之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群众却仍然对胡汉民深怀不满。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人之路》杂志,就以《胡汉民昨已放洋》的标题,报道胡汉民被派往苏联的消息。[3]对胡汉民派系人物,是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说了胡汉民的许多好话,使胡汉民的政治声望迅速回升。
国民党“二大”以大会名义致电还在国外的胡汉民,勉励其为党为国宣劳。接着,胡汉民以全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被选为中执委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工人部部长。这时的胡汉民在国外,广州的报纸几乎没有报道胡汉民的情况,要是没有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为胡汉民说好话,胡汉民的声望要迅速回升是不可能的。
另外,邓演达还说了一些戴季陶的好话,下面加以分析。
国民党“二大”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居正等人的党籍。又开除了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的石青阳的党籍。同时给邵元冲、叶楚伦等人以各种处分。
由于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说了一些戴季陶的好话,大会对戴季陶还是抱着团结的态度的。
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说:
现在再说回国后由上海到湖州见戴季陶同志的谈话。戴先生在前几个月发表过两篇重要文章。他的本意原是因为见得本党同志有些太过懦弱不振,有些不能认识革命的途径。故发愿把本党党员一齐唤起,一齐革命。后来有人骗他到北京参加西山会议。这班人确实违背党纲,想利用他的文章去做不革命反革命的工作的。所以戴季陶先生到北京后,第二天便离京南下,把西山会议的事情,一概取消,一概不理。
戴先生原是抱一腔革命的热情,苦心焦思,想找出一点良好的办法,能够大家一同走上革命的大道。哪知他的苦心孤诣之作。却会被人利用,实觉得非常悲痛。他现在正在上海努力于反抗日本出兵这件事,向民众活动。我相信他在相当时间内,一定能同革命同志一起去做事情的,以上都是戴先生和兄弟谈话所表现的态度[4]。
以上邓演达的谈话,在国民党“二大”对戴季陶的处分意见中,有所反映。
国民党“二大”对戴季陶的处理意见中说:
戴季陶于去岁5月曾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起草关于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训令,乃曾未一月,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但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志表示悔悟。综核其个人言论,虽或出于爱护本党之热情,然因此致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与戴同志愿意适得其反。惟念戴同志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5]
邓演达说戴季陶的苦心孤诣被人利用。国民党“二大”的决议显然是听从了邓演达的意见,“二大”说戴季陶“爱护本党的热情被反动份子利用。”与邓演达的话差不多相同。戴季陶仍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邓演达的说情也有一定关系。
三
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邓演达1925年12月回到广州后,就是坚定的左派,而从上面邓演达为胡汉民和戴季陶辩护的情况看,邓演达当时还是处于受到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都欢迎的地位。这方面还需深入研究,仍有很大的突破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演达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927年7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等登出了购辑共党要犯徐谦邓演达的通告。刊登了蒋总司令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口号。口号就有一句,枪毙破坏北伐的反动分子徐谦、邓演达[6]。投靠了蒋介石的周佛海,于1927年7月在《广州民国日报》上连载《逃出赤都武汉》的反动文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邓演达。
周佛海在谈到武昌中央军校的情况时说:武昌中央军校,遂变成无政府状态,军纪荡然,学生可以自由禁闭官长,语言稍一不慎,就被污为反动派,横加摧残。我和文白同志,也束手无策,只有听其自然,因为上面有个代理校长邓演达,下面共产党及所谓��派的学生。
1927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还登出鲍罗庭、邓演达行踪的报道。内称国民党驻蒙边特罗邑孙领事电告,鲍罗庭由库伦乘汽车到此,旋乘西伯利亚火车直赴莫斯科,邓演达随行。[7]
1927年7月至8月,邓演达出国消息未确认之前,邓演达一直是国民党广州的报纸的攻击目标,把他视为共党份子。特别是周佛海对邓演达的攻击,很是卖力,这也说明邓演达已成为左派的中坚。
余论
由于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上说了胡汉民、戴季陶的好话,胡汉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戴季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一过程中,戴季陶与邓演达的谈话,邓演达说胡汉民的好话,是根据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安排,安排邓演达去叫戴季陶改正错误。或是胡汉民、戴季陶找邓演达,要邓演达为他俩解释,均有可能。因为,邓演达从1924年底至1926年初都不在广州,也没有对国内左右派的斗争表示支持哪一派,使他成为廖仲恺接班人的合适人选。
参考文献:
[1]何香凝给邓演达的信,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藏。
[2][4]《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3]广州《工人之路》,第91期。
[5]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
[6]《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22日。
[7]《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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