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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

时间:2016-11-22 关注度: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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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这样一个低沉与亢奋、忧患与通达、沮丧与自信错综交织的大时代里,是进而匡时济世,抑或退而安身立命?是扯起应战的风帆,驶向黑浪拍天的政海去叱咤风云,力挽民族危机的狂澜,还是乘坐一叶悠悠的扁舟,避入风平浪静的学湖,在远离尘世的书房、实验室里拥抱适情怡性的理想世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面对着这一无从回避的现实抉择,拖着沉重的步履,在历史的三岔路口久久地徘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二律背反”悖题,无论何种选择都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心理缺憾,而缺憾本身则意味着,在同样充满矛盾的近代,他们无法实现对自身的整合认同。

1938年7月30日,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上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这寥寥数语,透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其踯躅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时幽深的内心困惑。处在近代这样一个低沉与亢奋、忧患与通达、沮丧与自信错综交织的大时代里,是进而匡时济世,抑或退而安身立命?是扯起应战的风帆,驶向黑浪拍天的政海去叱咤风云,力挽民族危机的狂澜,还是乘坐一叶悠悠的扁舟,避入风平浪静的学湖,在远离尘世的书房、实验室里拥抱适情怡性的理想世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面对着这一无从回避的现实抉择,拖着沉重的步履,在历史的三岔路口久久地徘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二律背反”悖题,无论何种选择都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心理缺憾,而缺憾本身则意味着,在同样充满矛盾的近代,他们无法实现对自身的整合认同。

   那是怎样一幕隐藏在知识分子意识深层的历史悲剧呢?

  

近代情境下的双重角色冲突

   倘若将社会视作一个超大型的人类团体,那么知识分子在这其中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独立角色。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在社会关系中所确立的角色实际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与其他社会阶层(农、工、商、吏)一样,知识分子也具有独立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职业,即建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他将这些活动视作包含独立存在价值的至上事业,视作赖以生存、自我确证的职业本位。另一方面,他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他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他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他必须成为“社会的良心”。因此,知识分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既“游方之外”又“游方之内”。他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社会功能。只有对自身这种双重社会角色实现了整合认同,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他的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以至于几乎代替了前者。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儒生或士大夫,这很能说明传统士子在社会角色互动中的自我观念。儒生们共同的思想信仰是儒家学说,而儒学在世界文化中是最推崇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子当官犹如农夫耕地一般天然本分。孔夫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就惶惶不可终日,急于驾车载着礼物奔走诸国求仕。孟子因此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儒家将入仕做官的意义上升到行义的高度。《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门生子路对一位隐士的评论:“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为理想和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

   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后者更多地染有“出世”的色彩。古希腊哲学家们崇尚的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赫拉克利特说过:“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当然,中国士大夫并非全然没有做学问的兴味,问题仅仅在于对他们来说,学问中所蕴含的附加政治功能要比自身的学术功能更能体现出这学问的价值。中国的学术带有鲜明的实用理性倾向,与古希腊人迷恋智慧相异趣,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是切近现实人生的“道”,不仅“文以载道”,而且“格物致知”也是“当求诸心不当求诸物”。一门脱离了大一统政治文化需求的学问,即便理论再精深,技术再灵巧,也是属于为人不耻的“坚白之辩”和“奇技淫巧”。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科举入仕、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天经地义的正途,相反为知识而求知识的学问兴趣则是多少有“怪癖自弃”、“玩物丧志”的嫌疑。即便是官场失意或者看破红尘,士大夫们隐退的归宿也绝非是学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套以“入世”的儒家与“出世”的道家作为互补的进退之道中,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比儒家更藐视学术的价值,它依恋的是与山水天地拥抱的“自然人”生活,是“悠然见南山”的超然物外,是人的身心与大自然的融化合一。因此,失意文人的趣味意向仅仅是以庄禅自娱,寄情山水,对学问兴趣依旧是高傲的俯视。中国土大夫的抑进抑退,并非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功能转换,只不过意味着单向性的角色认同或取或舍而已。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锁闭的古国在西方列强的大炮之下门户洞开时,中国人终于痛苦地发现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伍的概念在东西方之间发生了历史性的移位。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以图存自强。社会分工高度发展了,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了,知识分子的职业多元化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门取得独立身份的社会事业。在新世纪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他们领悟了在近代社会中学者之所以有别于官吏的自身价值。尽管传统意识在亦新亦旧的社会环境下依然纠缠着学人的头脑,以至于鲁迅认为民国的学界之魂仍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然而在五四前后的“劳工神圣”新思潮涤荡下,知识分子的整体价值观念毕竟发生了嬗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郑重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建功立业之基点,自我价值之实现,不必向外投射于政治,而恰恰在于学术本身。这样,民国知识分子终于唤回了曾为大一统政治所扼杀的那一重学术自我的知觉机能。

   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敏感和强化。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着时疾时缓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列强瓜分的威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低悬在神州的半空,而茫茫大地又是国势衰败,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激发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得益于士当“先天之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入世传统,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原则中找到了近代的印证。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热情前所未有地强烈和高涨,办报、组党、建立政治团体,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自觉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救亡重任,成为支撑危局的民族脊梁。

   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捞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成熟的标志之一。不幸的是,这双重角色一旦落实于每个知识分子的个体身上,却发生了激烈的内在冲突,学术与政治,犹如成语中的鱼与熊掌大有不可兼得之势!

   这种角色冲突与其说是普遍必然之势,毋宁说是在中国近代社会情境下一种特殊的现象。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文化界作为在这一格局中的一大独立要素,它使赖以栖身的西方知识分子既能够在各自的专业中有所建树,又可以通过舆论和“压力团体”影响、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决策。他们不必为参与政治而舍弃学问,他们可以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或者说“有距离的热情”。因而西方知识分子可以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权力格局,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文化界不仅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左右国事的独立力量,而且其内部事务也经常遭到政治强权的粗暴干涉。文人的舆论在崇尚实力的中国历来被统治者视作可有可无的“开明”点缀,知识分子们虽然一再努力尝试在政治外围组建“压力团体”或者“舆论参政”,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却饱受挫折。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你欲在学术上多作贡献么?那么你就多少有负于救国的社会责任。不少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上作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在良心上总感到有一种深引为疚的欠债,有一种愧对人民、愧对国家的忏悔意识。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南下至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附近撰写《大林书评》,在序言中感慨万千地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出家学佛,钻研释典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有同样的感受,芦沟桥事变之后,他痛楚地谴责自己:“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那么为了救国救民,奋然跃身于政治的激流又如何呢?这又意味着你不得不忍痛割爱你的专业。在近代从政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人以其、出众的智慧、非凡的才华,本来是颇有希望成为名扬全球的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或大文学家的,或者在有生之年本来是有可能为人类的科学文化宝库奉献出更加绚烂的瑰宝的。倘若陈独秀潜心于书斋,或许会成为造诣颇深的古汉语学家?倘若翁文灏不曾中辍地质学研究,误人官场出任行政院要职,或许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研究会因此而先进若干年?倘若胡适不是时常为政治所困扰,或许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拓荒性的学术著作?然而客观的严峻环境和主观的有限精力毕竟使他们无暇兼顾过于沉重的双重角色,这使得他们在公务倥偬之余常常流露出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谈到自己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完全埋身于政治工作,没有时间从事自己所爱好的文艺时说:“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对学术与政治有着双重兴趣的胡适也遗憾地感到“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在骨子里自己还是爱学术胜于爱政治,“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既使我勉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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