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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

时间:2017-03-15 关注度: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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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外,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土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以“圣贤”为追求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于一步。

   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土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土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如此取土,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土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

   为吸引士子们参加科举,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禄诱之。一日中举,便享有异于庶民的种种优待,俨然是一社会特殊阶级。清贫布衣和高官厚禄之间的选择是如此的严峻,以致很少有人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唐宋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唯有登科人仕方是正途的价值观:“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读书为登科、人仕,这种庸俗学风势必造成读书人只读经书,无心旁览,更不可能“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

   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人仕为宗旨。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以自由讲学标榜的私人书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挡不住科举的冲击,几经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举名额,沦为科举的附庸,到清朝已与官学区别甚微,至于家塾、教馆,更是应付科举的预备场所。

   知识分子除科举入仕之外,几无栖身之地。在传统的中国,一个土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离开了后者简直犹如失业。

   第三张大网: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

   在传统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一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张宗法性的伦理政治关系网络,它体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说。每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这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不得不附丽于各种关系而生存,与上下、前后、左右结成须臾不可离之的联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很少有人能够在行动和意识上冲决这个宗法伦理政治网络以及与此相应的纲常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气息,关系学成为安身立命的处世秘方。“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由此可见,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这三张大网的制约和影响,中匡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高度单一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现过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古代词林中,士、儒生、土大夫三词意义相近,便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职业单一化和思想一统化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三张大网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或世俗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其功能的发挥又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谁如果想稍稍偏离正统,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的愿望,或者对异化的反抗,都会被看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付出血的代价。明末李贽、何心隐的被戕害,东林党、复社的被镇压,清代令人毛骨耸然的“文字狱”——尽管牺牲者离近代的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结局已足使大多数土子望而生畏了。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当然,在封建土大夫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图大志、敢于直谏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确乎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气息。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着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欲摆脱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投奔绿林,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二是遁迹山林,当以庄禅自娱的山人隐土。但这两途是否真的导向人格的独立,解脱依附之苦,似大可怀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张良、魏徵、李岩之辈,尽管与现实封建朝廷斩断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未必与观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们脱离了一个昏庸的暴君,却依附于另一个改朝换代的“真龙天子”,为后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己,不如说是修复、再版这个结构的基因。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格的依附性。至于遁迹山林、退归自然者,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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