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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圆内方: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时间:2017-05-22 关注度: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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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群像中,有一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既未像有些人那样用生命点燃正义的烛光,以呐喊抗争人间的邪恶;也不曾如另一些人那般随浊流而上下沉浮,在屈辱中苛且偷生。他们不乏抗争的义举,但这抗争总是带有力度上的缓冲和节制;他们珍惜个体的生存,但这珍惜似乎又为了赢得持久抗争的权利。他们在人格的天平上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而艰难地度量着,而最大的困惑和痛苦就是如何将现实中分裂的人格在心理层上加以暂时的弥合。这,就是我们所要描述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双重人格。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群像中,有一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既未像有些人那样用生命点燃正义的烛光,以呐喊抗争人间的邪恶;也不曾如另一些人那般随浊流而上下沉浮,在屈辱中苛且偷生。他们不乏抗争的义举,但这抗争总是带有力度上的缓冲和节制;他们珍惜个体的生存,但这珍惜似乎又为了赢得持久抗争的权利。他们在人格的天平上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而艰难地度量着,而最大的困惑和痛苦就是如何将现实中分裂的人格在心理层上加以暂时的弥合。这,就是我们所要描述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双重人格。

  

“本我”与“自我”:双重人格的运作机制

  

   那种无论在精神上还在是人身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在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具备了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职业和信仰的选择自由。但是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所置身的多元化民主环境不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他们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职业和经济自主,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西方知识界所享有的那种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着西方知识分子所难以体味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残酷压制。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人格选择时面对着一个双重价值目标的冲突:一重是灵魂的价值,它将人格的尊严、精神的独立判定为至高无上的选择目标;另一重是肉体的价值,它认为只有个体的生存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业生存才是居于首位的选择目标。这二重价值目标的互逆悖离,产生了一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选择蒙上了一片冷峻、严酷的背景色彩,使他们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心理困境。

   在这人生的十字街头,一些人决然扯断对生命的执着,去追求灵魂的永恒价值,那是正气浩然的特立独行之士;另一些人则在滴血的屠刀下佝偻着身体,匆匆交出一颗惹是生非的灵魂,那是屈从于专制的依附人格。然而,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掂量的最后结论是,灵魂与肉体这二重价值目标在人生的天平上是等值的,最明智的抉择是在冲突中求得协调,在张力中求得平衡,即在维系个体或事业生存的前提下坚持人格的独立性。黄炎培先生曾将之明确表述为“外圆内方”。他说,我们这一群“从二三十年艰苦奋斗中间磨炼出来的一套做法,正面绝对不通融的,但侧面未始不可以周旋……但立脚点是绝对不动摇的”。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岁时,曾在唐玄宗前对对联。上联是“方若棋盘,圆若棋子”,李泌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这也许是对“外圆内方”人格意蕴的最好注解。内方若行义,义者,灵魂之正直,精神之独立也;外圆若用智,智者,维系个体之生存,易理想为现实也。于是,理想与环境的对峙,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富于张力的人格结构中,都取得了一种暂时的平衡。

   一旦认定了外圆内方的选择,作为人格主体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自己的形象发生了裂变,一重是只有自己的思维才能感知到的内在形象,另一重是为公众所共同感知的外在形象,前者我们称之为“本我”,后者我们称之为“自我”。“本我”是一个人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他的初始设计、内在信念、真实思想和价值观。在特立独行之士那里,“本我”即使在最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也常常直接转化为现实形态,勇敢地、彻底地付诸于实践,故此他们的人格形象总是那样的光明磊落、表里合一。然而在外圆内方者身上,“本我”始终仅仅停留在某种真空的观念形态上,一俟付诸实践,就必须进行形象上的化装,转型为一种“自我”,从而产生了人格形象的分裂。

   “自我”作为“本我”在一定社会情境下的外化,要受到内在理想和外在环境的双向制约。“本我”遵从的是道德原则,它命令人格主体依循自己的良心行动,按照自身的理想设计去能动地改造现存世界。而“准大一统”的社会环境则针锋相对地向每一人格主体提出了高度规范性的“超我”要求,它奉行的是强迫原则,凭恃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逼迫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统一规范,被动地适应现存世界。处于如此敌对状态中的“自我”,它的使命就显得分外严峻。“自我作为一个边境上的造物,它试图在世界和本我之间进行调解,使本我服从世界,依靠它的肌肉活动,使得世界赞成本我的希望。”这就是说,“自我”所服从的仅仅是现实原则,它既不简单地听从“本我”的调遣,也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而是实在地寻求一条夹缝中的两全其美道路,在不过分触犯专制淫威的条件下实现理想的人格。

   热情奔放的“本我”,具有一泄为快的本能,常常表现为不顾一切的能量发泄冲动,而老于世故的“自我”深谙在东方的原野上并不容这匹独立不羁的野马尽兴驰骋,因而自觉地扮演了悬崖勒马的缰绳角色。由于“自我”只是“本我”的转化形态,所以它本身并不具备能量自生机制,它的能量皆来自“本我”。“自我”将获取的能量一分为二,一部分投射入外界,即依循理想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另一部分反馈于自身,即抑制“本我”的能量发泄冲动,充当反能量发泄的阻抗功用,使“自我”能够适应世界。这两部分能量在比例上如何配置,往往取决于外界环境这一变量。倘若外界环境恶化,“自我”将能量较多地分配于反能量发泄方面,以保存个体的生存,免遭不测;倘若外界环境好转,则将能量较多地投射于外界,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环境。然而,只要东方专制环境在整体上依然存在,外圆内方者就总是要将一部分能量反馈于自身,“自我”就只能是理想与环境、能量发泄冲动与反能量发泄阻抗妥协的产物。

   既然“自我”是在政治环境压力下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乔装打扮,那么就注定了这一外在形象的扑朔迷离。人们只有撩开那层防御辐射的斑斓面纱才能窥见“自我”的真实底蕴。在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下,报纸的读者读政论似乎都领会个中的奥妙,擅长从套语中晶出新意,从平淡中悟出激奋。而那些作政论的报人更是深谙“外圆内方”之道。在旧中国颇有声誉的《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透露说:“从前作报,好标榜‘有闻必录’……现在文网严密,法令滋多,作报的人毋宁要‘有闻不录’,遇到良心上不能不说的事,也只能在字里行间,呻吟叹咏,予读者以暗示。”这种“呻吟叹咏”式的“暗示”有时甚至到了不得不正题反做的境界。当抗战期间,新闻界为当局的舆论统制束缚得敢怒不敢言时,胡政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文,声称:“现在做一个报人,可以说是很难,也可以说是很易”,难在“值此动乱时期,报人的言论记载,每每与大局及人心有关,所谓言论自由的范围,自然而然受到束缚”,但也因祸得福,由难变易,“近十年来,政府设置新闻检查制度,给报人帮了大忙,自己犹疑不决的,现在替你代决,本来可以闯祸,现在叫你不会闯。于是报人容易做得多,责任也轻得多”;“现在大部分的消息,都由中央社供给,犯不着存争先恐后之念,而且平平无疵,不会出毛病,编辑人可以任情发稿,不必伤透戒慎恐惧的脑筋”。这些近乎肉麻的话唯其肉麻,反而显得有些调侃意味,使人隐隐体味到那背后所隐藏的怨艾本意。而对于检查老爷来说,愚笨者可能会误引为知音,嗅觉灵一点的也只能对之啼笑皆非!

   受到理想和环境双向制约的现实人格,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多变性和不易性。所谓多变性,意即“自我”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相应调整自己的形象,像梁启超就是近代中国有名的“流质易变”人物。有学者统计,他一生的政治形象前前后后共有“十变”。不唯梁任公如此,中国许多中间层知识分子皆有随势而变的特点。因此,尽管外圆内方者与特立独行者在不少历史场合都极为一致,但正是这一点使二者在外部形象和内在境界上有了区别。不过外圆内方者的多变性毕竟有别于依附人格的那种毫无主见的变化无度,因为它还要受到另一重属性的制约。在决定“自我”的函数关系中,如果说环境是一常变量,那么理想显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不变量,这就使“自我”的多变中有其不变。“屡变屡迁”的梁启超在其一生中就有三点不变:爱国之心不变,立宪之志不变和新民之道不变,可谓变中有其不变,不变表现于变中。

   我们可以把“自我”的多变理解为一条两端界定的频带,而封闭两端的临界点,一个是内在良心的容忍度,另一个是个体或事业生存的安全线。“自我”的不易性就意味着其变动始终严守着不越界的原则。像亲笔手书“取象于钱,外圆内方”作为自己立身处世座右铭的黄炎培,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活动就很有代表性。1946年深秋,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集“国大”,有不少中间人士都经不起当局的威胁利诱上了贼船,但黄炎培深知,参加国大无疑是“自毁人格”,一旦落水,会带来良心的永世不得安宁,因而尽管说客盈门,软硬兼施,他依然不为所动。到第二年深秋,国民党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将按对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时,黄炎培意识到这事关全体盟员的生命安全,便忍痛代表民盟总部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民盟自动解散的协议,尽管日后招致了众多的非议,但他始终认定“留得青山在”比无谓的牺牲具有更高的历史价值。对于黄炎培,历史上曾有“圆得高明”之论,是褒是贬,亦看其是否圆中见方,是否在主义与生存之间把握住微妙的平衡。

   事实上,这种平衡的把握难度甚高,在变幻无常的东方专制主义气候中,犹如不带保险装置的杂技演员走钢丝那般惊险。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回忆旧中国主办《新民报》时说,鉴于当时刀把子操在国民党手里,“他们可以随时要你的命”,被迫将“生存至上,事业第一”作为办报的信条。但社会的正义和报人的良心又不能不顾到,于是便凑了一个八字诀:“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也就是说,“居国共两党之中,而偏向共产党”,是谓内方;而“遇到国民党的高压时,又要暂时退避”,是谓外圆。而具体的执行尺度是内方不能方到“把报社弄关了门”,外圆不能圆到“和国民党一鼻子出气”。纵然如此,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实践也难免不越界触线。他们有圆得欠方的失误,如夫妇俩为了报社的生存违心参加伪国大;也有因方得祸的时刻,《新民报》因主持正义最后被勒令永远停刊。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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