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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大陆与香港反对派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时间:2014-06-10 关注度: 作者:黄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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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和香港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是“一国两制” 下特殊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爱国爱港人士与反对派之间是基于香港繁荣稳定、民主发展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矛盾,本质上是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和同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内部的矛盾;中央政府和包括香港民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矛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在认清矛盾性质基础上,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缓和和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的方法是:不急不躁,长期打算;有理有节,依法办事;诚心诚意,发展民主;区别对待,硬软兼施。

        香港反对派长期以来被称为民主派,泛民主派,反体制派,反对党。但是这些称呼都不准确。因为民主并非该派别的专利,该派别的一些言行也很难称之为民主。仅仅因为经常打出民主的旗号就冠以民主派称号,既抬举他们,也是对爱囯爱港人士的不公。说他们一概反对香港现行体制也不符合事实,梁家杰就公开声明他从香港社会获得很多,他将为这个社会制度的延续和继往开来而努力。[1]他们反中乱港的行径既在体制内进行,也在体制外开展。他们往往利用香港现行体制的某些环节开展合法斗争,因此称他们为反体制派也不恰当。香港民主党最早表明他们是“特区反对党”,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反对党就是反对派。香港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也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而是一种地方性的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的称呼也不贴切,更何况他们并不是一个党,而是有多个党和社团,甚至还包括一些没有加入政党和社团的独立人士。因此称他们为反对派更为准确,也是他们乐于接受的。            
        同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除个别人违法的行为外,从总体看,同他们的矛盾只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因为在实行“一囯两制” 的前提下,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合法的反对派乃是天经地义。如果没有反对派, 香港的资本主义还是不是资本主义,那可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香港的反对派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基本上是从事合法的斗争。如果他们从事非法的活动,特区政府早就可以依法取缔他们了。从反对派的行为看,他们的主要活动形式是通过选举进入立法会,在立法会中阻挠特区政府决策的通过,质询特区政府相关官员,或提出自家的议案,以达到自家的目的。通过选举委员会的推荐,竞选特首。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街头政治形式给中央和特区政府施加压力等等。这些做法基本上是符合香港现行的体制和法律的。以反对派从1997—2005年举行的3次大型活动为例,第1次是“居港权” 风波,足足闹了5年,本来按基本法第24条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部分非法到港逾期滞留者应被送回内地,由于反对派以所谓特区政府侵犯人权和中央破坏香港司法独立为借口,煽动违法者频繁地进行游行示威,甚至纵火焚烧入境处,导致两人被烧死的惨剧。第2次是围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展开的。从2002年开始,反对派针对特区政府拟依法制订落实第23条的咨询文件攻击第23条是“恶法”, 散布特区政府要“以言治罪”, 中央要取消香港的新闻自由,鼓动上街抗议,酿成2003年7月1日 几十万人的大游行。第3次是“政改风波”, 从2004年起,反对派掀起要求2007年普选特首、2008年直选全部立法会议员的浪潮,他们歪曲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抹黑中央和特区政府,大搞街头抗争,违反香港民主循序渐进的原则,否决了得到香港大多数人支持的特区政
府2005年的政改方案,从而迟滞了香港民主的发展步伐。综合这些事件, 可以看出香港反对派从事的基本是合法的活动。2010年6月, 特区政府关于修改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两个决议案在立法会通过,则是一面同反对派斗争,一面又同反对派妥协的结果。其中包括接受民主党的某些修改建议。这个事件展示中央和特区政府在处理和反对派关系上更加成熟。[2]
        从1997年香港回归起,人民这个概念就不仅包括大陆范围内一切赞成、拥护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集团,而且也包括香港一切赞成、拥护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集团。邓小平在1984年就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 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3]反对派中的极少数反中乱港的言论颇多,甚至借用外力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不可能是爱国者。但是,只要他们不采取暴力行为,我们只能从思想上批判他们,在行动上和他们作合法斗争。反对派的大多数都是依法享有集会结社、示威游行权利的香港居民,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相信的是资本主义,他们要按资本主义办事,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允许的。尽管他们的主张我们并不同意。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中一大部分也是爱国者。既然实行“一国两制”,就意味主体的社会主义允许在其周围某些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的治理。对此,周恩来早就指出:“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4]反对派能动员几十万人上街,说明反对派有颇深厚的社会基础,如果把与他们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港人也是不会答应的。香港回归以来历次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功能组别选举中大体获4成席位,在直选中获6成席位,足见其大有市场。反对派对特区政府的监督,不能一概视为消极意义,有的是有积极意义的。反对派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因此,把同反对派的矛盾定位为人民内部矛盾,既是矛盾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香港现实所决定的。
        同反对派的矛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的矛盾,首先是广大爱国爱港人士同反对派的矛盾。这对矛盾在本质上是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矛盾和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广大爱国爱港人士坚持“一国两制” 条件下 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反对派则企图把香港搞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理解英美某些势力对反对派鼓励支持,而某些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则往往投怀送抱,他们“学得胡儿语,借机骂汉人。”[5]李柱铭被香港人骂“走狗,汉奸,” 他反而洋洋自得说:“你话我做汉奸,我日日做汉奸,有需要时做汉奸。”[6]他们无非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 硬要套在香港身上。公民党刚成立就公开宣称要成为“执政党”[7],这就是他们所做一切的核心。他们忘了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只是单一制国家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主体很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不顾香港的实际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只会有损于香港。是坚持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坚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广大爱国爱港人士同反对派斗争的实质。邓小平曾这样强调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8]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香港的实际将迫使反对派逐渐清醒。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已经认识到“逢中必反”不可取,而主动和中央联系。
        在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比如2010年1月反对派就阻挠特区政府关于建设高铁的拨款,舆论多数指责反对派,认为在高铁建造已成热潮的今天,广东也已经有了高铁,反对派这种做法只会使香港落后。而反对派则打出爱护香港旗号,以保护环境,关心被拆迁市民的利益为由,阻挠拨款。中评网评论的标题是《反对派阻建高铁,名为爱港实害港》[9]。反对派在拨款问题上,为了讨好选民,几乎都要刁难特区政府,你要搞基建、要支援地震灾区,他指责政府钱花太多,还有几十万的长者“生果金”没有增加;你要把钱分给市民,他又抨击你乱“派糖” ,“乱开水喉”, 是“博掌声埋祸根” 。使特区政府左右为难。[10]象这些日常性的事务,不同的社会集团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争论也是正常的,它并不会很快就损害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模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矛盾视为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内的矛盾。
  中央和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反
对派之间的矛盾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振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一种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矛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由于采取“一国两制” 的方针处理,这种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对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大陆的社会主义,香港的反对派个别人叫嚣矛头对准中央,是不自量力。其实,这些叫嚣更多的是政治作秀,是为了更多的选票。胡锦涛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祖国好,就会促使香港好,反过来,香港好祖国就会更好,要形成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局面。”[11]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矛盾在当今时代,在强大的中国实行了“一国两制”之后,就不再是完全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和平共处、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关系。当然这对矛盾的对抗性并不会完全消失。反对派个别人的表演正说明这一点。2010年元旦,反对派“长毛”等百多人冲击中联办,公然提出:“冲击中联办,矛头指北京”。[12]对此,我们也应有充分的对策,以免被动。
        明确和反对派矛盾的性质,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就应该是:
        1、不急不躁,长期打算。这是由同反对派矛盾的长期性决定的。既然反对派将长期存在,将与香港的资本主义同始终,就不应该幻想在几年、几十年里反对派会消失,不应该幻想反对派会不找麻烦。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这样,对反对派才能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和短期的策略安排,在反对派挑起事端时,才能从容对付。不因一时的赢而得意,也不因一时的输而丧气。对反对派人士要做长期的调研工作和思想工作,避免因人员流动而使工作中断。
        2、有理有节,依法办事。和反对派打交道,处理反对派挑起的事端,要讲道理,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我们,主动权在我,一时的气势汹汹或纷纷扰扰都不可能让他们长时间掌握主动,只要我们有理,反对派就只能居下风。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我们无理,那就承认,接受他们的建议。如果我们占了理,又在具体问题上赢了他们,也不必穷追猛打,适可而止,这就叫有节。有节是为了有利于再战。战也好,和也好,一切都依法办事,在香港地区,不守法,甚至违法非法,就无理,就失去民心。依法办事,就是有理,就是有节。
  3、诚心诚意,发展民主。推动香港民主的发展是矛盾双方的共识,分歧在于民主的发展途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法,我们要秉求同存异的原则,存异就要有宽容的心态,对反对派在民主问题上一些主张加以分析,合理的要接受,不合理的可以解释。首要的是发展民主。我们在以往有关文件中对香港的未来仅仅提繁荣稳定,现在看,还必需提发展民主。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13]发展民主,这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香港发展的潮流,是广大香港市民的要求。无视这一点,就会失去人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仅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上民主的发展。香港民主的发展至少使许多政治问题止于香港,而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升到挑战“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层面,从而减少对国家、对中央的困扰。
        4、区别对待,硬软兼施。香港不能没有反对派,但是这个反对派也不能太强,太强了就无宁日。因此对他们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非法活动要依法坚决取缔,对违法的人要依法坚决处理,对合法的活动要以公平心相待,即使有错误也要宽容,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也要以礼相待,认真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虚心接受他们的合理建议,要敢于肯定他们正确的方面,也要适当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软硬兼施,这样才能使反对派的反面的消极作用有所减弱,正面的积极作用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1]梁家杰.梁家杰:为了香港社会我义不容辞[J].凤凰周刊,2007,(5):2.
[2]联合早报,2010-7-10.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0-61. 220.                                     
[4]张宝善.周恩来与香港[J].南京史志,1997,(2):4-7.
[5]童之问.学得胡儿语  借机骂汉人[J].镜报月刊,2006,(4).
[6]裘正.李柱铭最爱是谁?[J].镜报月刊,2008,(9).
[7]镜报月刊,2008,(5).
[9]中评网,2010-1-13.                               
[10]镜报月刊,2008,(4).      
[11]王定.话稳定入情入理  谈希望语重心长[N].明报,2003-9-28.          
[12]挑拨港人 香港反派公然提出矛头要指向中央.猎讯军情网,2010-1-6.
[13]求是,2007(13).

来源:广州社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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