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0.中国  广州)


第三党历史上几度易名评析

  在我国现有的民主党派中,农工党历史上曾被称为“第三党”,是成立于国内最早的中间党派。第三党成立后几度改组、易名,顺应时势变化以求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中华革命党(1928-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1935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1947年)、中国农工民主党(1947年——)四个时期。本文试结合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依据《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及《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1947年)等重要文件,分析第三党最初20年组织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中华革命党奠定了第三党的组织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合作破裂,政治力量分化。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彷徨歧路、不知所向”的青年,他们一部分是坚持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民主派人士,一部分是退出、失去组织联系或被开除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满共产党的暴动,不赞成国民党的变质,更不愿屈从军阀势力,想替中国找出一条新路,“邓演达和谭平山就是一个象征”,[1] 由于他们在国共两党中的影响力,更因为他们在大革命后期就对政党组织问题做过积极思考,组建新党的任务天然地落在了他们身上。
  新党的酝酿、筹建工作是在国内外同时展开而且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打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这对在国内积极从事新党创建活动的谭平山等人给予了极大鼓舞。1927年12月,谭平山在上海建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联络了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积极筹组新党。还将自己对革命理论的思考撰写成《科学的三民主义》一书,分送给酝酿组党的同志。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新党不能再沿用国民党这一名称,主张效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以改组国民党的做法,用“中华革命党”为新组织的名称。1928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这样,中华革命党作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就正式诞生了。第三党是中国现代社会最早的中间党派,它的成立为日后中间党派纷兴、推出各种政治主张以探索救国强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宣传和组织发展。中华革命党《训令第一号》指出,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恢复国民党左派组织和联络反蒋军队,开展反蒋活动。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虽然没有在党内形成高度认同,邓演达对《草案》内容也存在不同看法,但它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分析,表达了谭平山对建立区别于国民党、共产党的劳动平民阶级
政党的基本主张。第三党在1928年5、6月间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等刊物,宣传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发表《对时局宣言》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第三党”的存在和立场形成了基本认识。中华革命党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又先后在北平、天津、四川、山东、江西、福建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黄埔学生,联系了一些地方实力派,共同开展反蒋斗争。至1930年春,成员已达千余人。中华革命党的这些活动,聚集了力量,培养了骨干,为第三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完成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三党影响深远。
  第三党成立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加之成员构成复杂,需要鲜明的政治主张和高度的政治共识。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尽管有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这一纲领性文件,但组织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如党名、指导思想等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内部团结问题突出。邓演达回国后,大家围绕政党组织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希望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更富有战斗力的组织。多数成员赞成用邓演达在《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亦普遍认同孙中山三民主义是“革命的张本”,应当作为党的指导理论。总之,各种争论的问题最后大都由邓演达作出结论,统一了认识。谭平山为顾全大局,主动离开了他积极创建的第三党。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很快完成了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
  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即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25名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并推选邓演达为总干事。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向全党发出《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告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2] 鉴于国民革命已模糊不清,于是他将中国革命称为平民革命。在邓演达看来,平民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政府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军阀政客,要建立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即平民政权。邓演达为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邓演达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民族的平民革命理论,包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三、解放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五、建立平民政权;六、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前途和归宿。” [3] 这是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包含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个人威望,更因为他思想深刻、慎密和令人折服,《政治主张》对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各阶段政治纲领的制定及组织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35年10月在讨论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首先强调组织仍以邓演达制定的党纲为党的基本纲领。[4]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名“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在总则第三条亦明确指出:“本党以邓演达先生政治主张为基本民治纲领”。[5]即使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在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期间,参与重要文件的议定和起草工作时也使人民政府的基本政治主张带上第三党的色彩。当时的报纸评论道:福建革命政府的纲领,“显以第三党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6] 可见平民革命理论及其相关主张对第三党领导和成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行动纲领。
  临时行动委员会对军事活动的重视也使这一政党较其他中间党派更具有战斗性。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平民政权为目的的,“平民群众要取得政权,必定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翻千余年来传统的官僚政治。” [7] 1930年8月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军事运动方针》指出,“在革命运动中,武力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落后的中国社会,没有进步的武力,实无法可以发动初步的斗争”。[8]将形成革命武装——建立平民革命军被视为复兴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提出了对国民党军队、黄埔学生、军事教育机关等六方面工作方针。他们认为军事运动一方面要建立平民群众本身的军队,一方面要分化、瓦解和争取蒋介石控制的军队,才能快速集结起革命的力量。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及邓演达、黄琪翔等与国民党军队有历史联系的领导人,与
国民党许多部队建立了联系,为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展成为一“行动组织”,开展军事运动奠定了基础。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中间党派中唯一具有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和行动的政党组织。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以及向全党发出《通告第一号》,标志着中华革命党时期结束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开始。经过这次改组和易名,第三党进入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一直以来,农工党都以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的时间作为其组织正式成立的开始。  
  三、“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抗日救国目标下开始了政治倾向的变化。
  邓演达牺牲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一度极其困难。1931年11月,临时行动委员会推举黄琪翔为总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季方、朱蕴山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整顿组织,恢复活动。11月12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发布了《对时局宣言大纲》,强调“代表农工平民大众的革命党,它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在以民主斗争的口号团结一切反蒋抗日的势力,对内铲除独裁的官僚政治,实现平民政治,对外则联合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弱小民族,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支配势力。” [9]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蒋抗日”口号。随后,他们积极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积极策动和参加了旨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一时期的变化,显示出第三党作为政党组织的适应性和行动组织的战斗性。
  1935年8月1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在其海外发行的机关报《救国报》(即后来的《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丘哲等在闽变失败后分别到了德国、日本、香港,他们在海外较早看到这一文件,备受鼓舞,认为重振组织并提出新形势下行动纲领的时机已经到来。随后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该《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共“八一宣言”,推动了第三党以抗日为中心工作重振组织。
  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进行第三党的又一次改组,决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新的党名表明了新形势下所肩负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保留了“行动委员会”的历史渊源。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组织发展的连续性,还决定在党名之后一律加上“(第三党)”这一注释。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的改组工作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和任务,也开始了第三党政治取向方面的变化,正如农工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中所说,“标志着党的历史的转折。” [10]
  首先,党的名称放弃“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表明第三党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系统。1932年11月,为了统一全党在新形势下对组织建设、政治路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章伯钧代表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了《我们最近的政治主张》(又名《中国革命之现阶段》),发展了邓演达的革命理论,其中谈到了组织系统的问题。文章认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只顾着国民党的“‘历史与系统’的形式”,使党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国民党是腐化了的政治集团,党不应再固守“国民党的历史与系统“的形式,而应该“以农工阶级为主干”,“集中农工势力”,“扩大中国革命政党的组织”。[11] 这篇重要文献为第三党实现改组,离开国民党的历史与系统奠定思想基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实际上接受了这一主张,开始了第三党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其次,第三党改变了过去对中共的态度,提出了联共抗日方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指出:“中国现有苏维埃政权,和几十万红军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我们不是共产党人,我们的任务,更不是要在中国建设苏维埃,而是进行民族的革命,达到民主自由的目的。可是我们承认苏维埃是现有区域的政权形式,要敦促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得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12] 会后解放行动委员会印发的《告同志书》是在全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文告,提出了组织反日战线的建议。之后第三党与中共的合作逐步加深。皖南事变后,参与民盟活动的章伯钧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当时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党建立更密切之合作。” [13]中共中央1941年《三月政治情报》中也指出:“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14]   
  

       四、第三党再度易名“中国农工民主党”,体现了民主党派在战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积极追求。
  抗战期间,各中间党派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积极参与调解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投身救亡运动,提倡民主,批评时政,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受到国共两党和社会的重视。1941年3月,第三党在内的“三党三派”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在抗战时期政治纲领的基本内容包括“贯彻抗日纲领”与“实践民主精神”两个方面。民盟作为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力量,以抗日、民主、团结为旗帜,社会上对这一批中间党派逐渐有了“民主党派”之称。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要求以党派政治会议和联合政府解决国内民主问题,建立独立、富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民盟成立后,解放行动委员会作为民盟的一个参与部分,把工作的重点置于民盟,以言论维护团结抗战,推动政治民主。抗战胜利后,第三党抱着积极参与战后建国的愿望,重申本党民族解放、国家统一、政治民主、党派团结的主张。1945年11月12日,民盟中央常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发表《抗战胜利后对时局宣言》(即《中国第三党对时局宣言》),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愿以在野党的地位,要求回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的纠纷”。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政治解决军事问题等解决内战的四项主张。[15]这是第三党自1941年加入民盟后,重新以自己独立的名义发表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他们在参加民盟活动的同时,积极进行组织恢复和建设工作,力求在中国战后的政治舞台上有新的发展和作为。
  1947年2月3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认为国内政治已经进入“由广泛的联合民主到农工民主为中心的新时期”,“包括中共及一切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阵线显然在成长过程中”,“当权党尽管还是顽固的,企图保持专政独裁,也不敢象过去一样的横暴,使在野党派毫无活动余地了”,第三党应当成为“农工平民的战斗体,成为正规派的政党”, [16] 以迎接发展的最有利时机。
  在党名方面,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正式采用“党”名,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个名称与邓演达先生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与第三党的历史传统是一致的。第三党成立以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鲜明的名称,能“使农工平民一望而知这是代表他们的党”,使“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知识分子大量涌进党来”。
  会议进一步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强调农工党在20年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对于完成反帝反封建,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的革命任务是始终一贯的。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党章是政党内部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个政党的政治态度和组织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完备的政党组织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党章总则三条:一、代表农工平民利益,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二、任务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成社会主义;三、以邓演达先生政治主张为基本民治纲领,继承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之历史系统。党章还对党员、中央机关、各级机关、党费、党纪等进行了规范。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由于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迁,以及民盟等民主党派强调国内问题、政治解决的主张,加之“同中共领导人有过口头协议,我党不单独搞武装斗争”,会议决定“党已没有继续采取武装斗争的必要,而应该转入和平的民主的斗争”。[17]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农工党的这一方针不久又出现了变化。1948年9月2日至11日,农工党在香港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决定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行动,开展新的军事活动。
  第四次干部会议是第三党适应战后民主发展形势以及组织发展需要而召开的,改组后的农工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局面。作为代表农工平民利益的政党,农工党大力开展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工作,有效地壮大了组织规模,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四川、南京、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安徽、江苏、台湾、香港等省、市、地区建立了地方组织,联合民盟等民主党
派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发表联合通电,拥护中共主张。6月,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认为中共“五一”号召,“就是加速胜利有力的号召,亦即是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巩固和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实现新中国的正确途径。” [18]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加新政协活动,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问题,为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蓝玉光.第三党讨论集[M].上海:黄叶书局,1928. 27.
[2][7]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243.242.
[3] 丘挺.邓演达年谱[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4] [11]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128.67.
[5] [9][10][12][15][18] 薛启亮主编.张磊分卷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农工民主党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73.67.79.545.566-568.585-586.
[6]“社评”.大公报,1933-11-22.
[8] 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第116页.转引自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39.
[13][14]《皖南事变》第265页,第274页。转引自邱钱牧:中国政党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39.
[16]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党务报告》,《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4辑第4页。转引自邱钱牧:中国政党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971.
[17]《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议案》,《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4辑第16页。转引自邱钱牧.中国政党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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