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理论
您的位置: 统战理论网> 理论库> 统一战线 >正文

第三党历史上几度易名评析

时间:2014-06-10 关注度: 作者:崔珏
字号:TT
我国民主党派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上曾被称为“第三党”,几度改组、易名,经历了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四个时期,从组织的初创、平民革命理论的确定、抗日联共的政治取向到战后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体现了第三党顺应时势变化以求发展的历程。

  在我国现有的民主党派中,农工党历史上曾被称为“第三党”,是成立于国内最早的中间党派。第三党成立后几度改组、易名,顺应时势变化以求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中华革命党(1928-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1935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1947年)、中国农工民主党(1947年——)四个时期。本文试结合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依据《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及《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1947年)等重要文件,分析第三党最初20年组织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中华革命党奠定了第三党的组织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合作破裂,政治力量分化。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彷徨歧路、不知所向”的青年,他们一部分是坚持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民主派人士,一部分是退出、失去组织联系或被开除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满共产党的暴动,不赞成国民党的变质,更不愿屈从军阀势力,想替中国找出一条新路,“邓演达和谭平山就是一个象征”,[1] 由于他们在国共两党中的影响力,更因为他们在大革命后期就对政党组织问题做过积极思考,组建新党的任务天然地落在了他们身上。
  新党的酝酿、筹建工作是在国内外同时展开而且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打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这对在国内积极从事新党创建活动的谭平山等人给予了极大鼓舞。1927年12月,谭平山在上海建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联络了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积极筹组新党。还将自己对革命理论的思考撰写成《科学的三民主义》一书,分送给酝酿组党的同志。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新党不能再沿用国民党这一名称,主张效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以改组国民党的做法,用“中华革命党”为新组织的名称。1928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这样,中华革命党作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就正式诞生了。第三党是中国现代社会最早的中间党派,它的成立为日后中间党派纷兴、推出各种政治主张以探索救国强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宣传和组织发展。中华革命党《训令第一号》指出,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恢复国民党左派组织和联络反蒋军队,开展反蒋活动。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虽然没有在党内形成高度认同,邓演达对《草案》内容也存在不同看法,但它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分析,表达了谭平山对建立区别于国民党、共产党的劳动平民阶级
政党的基本主张。第三党在1928年5、6月间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等刊物,宣传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发表《对时局宣言》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第三党”的存在和立场形成了基本认识。中华革命党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又先后在北平、天津、四川、山东、江西、福建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黄埔学生,联系了一些地方实力派,共同开展反蒋斗争。至1930年春,成员已达千余人。中华革命党的这些活动,聚集了力量,培养了骨干,为第三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完成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三党影响深远。
  第三党成立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加之成员构成复杂,需要鲜明的政治主张和高度的政治共识。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尽管有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这一纲领性文件,但组织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如党名、指导思想等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内部团结问题突出。邓演达回国后,大家围绕政党组织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希望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更富有战斗力的组织。多数成员赞成用邓演达在《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亦普遍认同孙中山三民主义是“革命的张本”,应当作为党的指导理论。总之,各种争论的问题最后大都由邓演达作出结论,统一了认识。谭平山为顾全大局,主动离开了他积极创建的第三党。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很快完成了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
  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即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25名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并推选邓演达为总干事。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向全党发出《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告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2] 鉴于国民革命已模糊不清,于是他将中国革命称为平民革命。在邓演达看来,平民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政府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军阀政客,要建立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即平民政权。邓演达为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邓演达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民族的平民革命理论,包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三、解放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五、建立平民政权;六、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前途和归宿。” [3] 这是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包含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个人威望,更因为他思想深刻、慎密和令人折服,《政治主张》对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各阶段政治纲领的制定及组织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35年10月在讨论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首先强调组织仍以邓演达制定的党纲为党的基本纲领。[4]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名“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在总则第三条亦明确指出:“本党以邓演达先生政治主张为基本民治纲领”。[5]即使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在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期间,参与重要文件的议定和起草工作时也使人民政府的基本政治主张带上第三党的色彩。当时的报纸评论道:福建革命政府的纲领,“显以第三党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6] 可见平民革命理论及其相关主张对第三党领导和成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行动纲领。
  临时行动委员会对军事活动的重视也使这一政党较其他中间党派更具有战斗性。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平民政权为目的的,“平民群众要取得政权,必定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翻千余年来传统的官僚政治。” [7] 1930年8月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军事运动方针》指出,“在革命运动中,武力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落后的中国社会,没有进步的武力,实无法可以发动初步的斗争”。[8]将形成革命武装——建立平民革命军被视为复兴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提出了对国民党军队、黄埔学生、军事教育机关等六方面工作方针。他们认为军事运动一方面要建立平民群众本身的军队,一方面要分化、瓦解和争取蒋介石控制的军队,才能快速集结起革命的力量。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及邓演达、黄琪翔等与国民党军队有历史联系的领导人,与
国民党许多部队建立了联系,为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展成为一“行动组织”,开展军事运动奠定了基础。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中间党派中唯一具有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和行动的政党组织。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以及向全党发出《通告第一号》,标志着中华革命党时期结束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开始。经过这次改组和易名,第三党进入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一直以来,农工党都以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的时间作为其组织正式成立的开始。  
  三、“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抗日救国目标下开始了政治倾向的变化。
  邓演达牺牲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一度极其困难。1931年11月,临时行动委员会推举黄琪翔为总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季方、朱蕴山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整顿组织,恢复活动。11月12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发布了《对时局宣言大纲》,强调“代表农工平民大众的革命党,它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在以民主斗争的口号团结一切反蒋抗日的势力,对内铲除独裁的官僚政治,实现平民政治,对外则联合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弱小民族,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支配势力。” [9]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蒋抗日”口号。随后,他们积极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积极策动和参加了旨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一时期的变化,显示出第三党作为政党组织的适应性和行动组织的战斗性。
  1935年8月1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在其海外发行的机关报《救国报》(即后来的《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丘哲等在闽变失败后分别到了德国、日本、香港,他们在海外较早看到这一文件,备受鼓舞,认为重振组织并提出新形势下行动纲领的时机已经到来。随后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该《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共“八一宣言”,推动了第三党以抗日为中心工作重振组织。
  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进行第三党的又一次改组,决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新的党名表明了新形势下所肩负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保留了“行动委员会”的历史渊源。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组织发展的连续性,还决定在党名之后一律加上“(第三党)”这一注释。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的改组工作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和任务,也开始了第三党政治取向方面的变化,正如农工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中所说,“标志着党的历史的转折。” [10]
  首先,党的名称放弃“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表明第三党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系统。1932年11月,为了统一全党在新形势下对组织建设、政治路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章伯钧代表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了《我们最近的政治主张》(又名《中国革命之现阶段》),发展了邓演达的革命理论,其中谈到了组织系统的问题。文章认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只顾着国民党的“‘历史与系统’的形式”,使党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国民党是腐化了的政治集团,党不应再固守“国民党的历史与系统“的形式,而应该“以农工阶级为主干”,“集中农工势力”,“扩大中国革命政党的组织”。[11] 这篇重要文献为第三党实现改组,离开国民党的历史与系统奠定思想基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实际上接受了这一主张,开始了第三党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其次,第三党改变了过去对中共的态度,提出了联共抗日方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指出:“中国现有苏维埃政权,和几十万红军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我们不是共产党人,我们的任务,更不是要在中国建设苏维埃,而是进行民族的革命,达到民主自由的目的。可是我们承认苏维埃是现有区域的政权形式,要敦促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得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12] 会后解放行动委员会印发的《告同志书》是在全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文告,提出了组织反日战线的建议。之后第三党与中共的合作逐步加深。皖南事变后,参与民盟活动的章伯钧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当时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党建立更密切之合作。” [13]中共中央1941年《三月政治情报》中也指出:“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14]   
  

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统战理论网(tzll.org)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论文注明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本网拥有论文版权。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 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非《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 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关论文

特色专题更多

新中国70周年

新中国70周年
2019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

理论专著更多

统战图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