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是我国民主党派中成立较早,并且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政党派别。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与第三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第三党自成立之日起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共并未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直至1935年之后,才基本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和政策。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1931年——1934年)第三党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中共对第三党认识和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原因,而且对今天多党合作事业也具有深刻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党的政治态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于事变所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问题,并末给予应有的重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陷。“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反共内战政策,对外妥协退让。1931年11月,蒋介石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1] 作为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政策支点。在此政策下,国民党当局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进逼步步退让,对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苏区加紧围剿,对国内其他反蒋势力无情镇压。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中间阶级政治代表及其政党派别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打出“抗日反蒋”旗帜,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此时的第三党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1930年第三党成立后,在邓演达领导下高举“平民革命”的旗帜,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不幸被捕,随后,许多第三党的中央干部也被当局逮捕,各地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内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邓演达的被捕被害,使第三党的党内领导顿失核心。黄琪翔临危受命,主持党务工作。在黄琪翔等人的领导下,处于极其困难环境中的第三党,并未放松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关注,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一是提出“倒蒋抗日”口号,旗帜鲜明地表达反蒋抗日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第三党对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无情的谴责。在外患的危逼之下,第三党坚决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1年11月12日,第三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发布了《对时局宣传大纲》。在《宣传大纲》中,第三党愤怒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不宣而战,占领中国国土”,痛斥蒋介石“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抱所谓无耻的镇静政策和不抵抗主义”,提出“推翻南京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权,才能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第三党又多次向全党发出《通告》和《训令》,强调第三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是,要‘抗日救国’必先‘倒蒋’,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先建立‘平民政权’”。[2]
二是主张“厚集一切反蒋势力”, 对中共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第三党的崛起本身就是一部分不满国共两党主义和信念的政治人物活动组织化的结果,他们对中共的了解和评价有一个较大的演变过
程。第三党成立后在积极开展反蒋斗争的同时,也从思想上、言论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攻击,甚至发展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势力”。 [3]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第三党对中共的态度有所改变。在1931年底发布的《政治通告》中,把中共视为反蒋派别而主动向中共发出了合作的信号:“在红军屡次胜利和外患日亟当中,各种反蒋势力亦只有随时增加,以致最后一切反蒋派别势必在共同目标下形成反蒋的大联合”。[4] 1932年在《我们最近的政治主张》中,第三党再次表达了类似欲与中共修好的观点,主动承认其原有的政治主张存在“固定化的主观偏见”,在民族危机日深的情形下有必要修正以往对之中共有失偏颇的看法,并公开肯定红军的存在“也有相当革命的意义”。 [5]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等地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打响了著名的淞沪抗战。在这场反抗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斗争中,第三党积极鼓动和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号召各界人民声援、帮助和参加抗战,并在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的前夕,发表了《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出卖上海抗战的罪行,提出了抗日反蒋九项政治主张。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已没有了批评共产党和红军的言论。
很显然,“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三党的政治态度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基本特点是由之前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倒蒋抗日”。在继续抨击蒋介石政府的同时,对一直以来的批评对象——中共的态度,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两党之间的隔阂仍在,分歧犹存,两党关系仍未真正走出低谷,但总的来看,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第三党已开始向联合中共等抗日反蒋力量共赴国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遵义会议前中共对第三党的态度及其策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与第三党在政治理念方面分歧较大,论战激烈。对于在领导权问题上与中共存在着巨大分歧并极力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三党,中共领导机关视之为重要政敌而全力批驳。
一是把第三党当作重要的打击对象。中共“六大”结束后到192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的许多文件,在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蒋介石政权的同时,也把批评、指责邓演达及第三党作为内容之一,认为第三党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是“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6] 甚至将“反国民党反第三党”并列,并正式提出了“打倒替资产阶级作走狗欺骗群众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的口号。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几天后,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对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作了评论。认为它“实际上拥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 [7] ,“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并号召全党同“第三党军作残酷的斗争”。[8] 显然,第三党被中共当作“敌人”完全否定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值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时期,虽然临时中央在事变后立即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但是,此时中共主要决策人依然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坚守大革命失败初期对第三党的定论,认为第三党是“一部分失意的怯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于革命潮流的余波”,是“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走狗”。 [9] 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也提出“愿意同一切真能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但对第三党的认识仍无突破。[10] 1934年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仍把第三党列入“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11] 福建事变后,苏区中央政府仍认为第三党“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民众的帮凶”。[12] 中共中央在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中,把第三党划入苏区“阶级敌人”之列,要求“作残酷的斗争。”
二是全盘否定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社会各界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三党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口号,并呼吁社会各界“尽力鼓动反日反蒋的斗争”。1932年,第三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其部分成员还直接参加了上海太仓地区的保卫战。然而,中共对第三党的政治口号和军事行动不仅没有给予正确的评价,反而认为其政治口号“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其军事行动则是走“出卖民族的失败主义的道路”,并主张“集中火力打击这些反革命统治的支持者”。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四天,王明等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指责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抗日行动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更进一步
的出卖中国”。 [13]
三是拒绝与第三党合作。“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且发布宣言,痛斥蒋介石政府的卖国行径并提出九项主张,呼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个党派联合抗日反蒋,挽救民族危亡。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第三党更坚决主张与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联合。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调到福建之前,第三党就鼓动十九路军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反蒋。1933年11月20日,黄琪翔、章伯钧等人领导第三党同十九路军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及国民党民主势力李济深等共同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十分有利于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仍将第三党等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错误地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编民众,而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因而再一次错失了与第三党联手反蒋的有利时机。
三、在第三党问题上中共方针策略一再失误的原因分析
1、首要原因: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处于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党内也有着绝对的权威。当时中共屈服于一种压力,不仅“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甚至于“言听计从”。 [14] 但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中心,不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在对待中国事务方面,往往用俄国革命模式来硬套中国革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和“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的“公式”,严重地影响了中共领导人的决策。第三党刚刚面世,共产国际就武断地将其宣布为“孟什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谭平山等组织“新党”的活动“进行无情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断语对中共处理第三党问题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就是这种不正确的结论却成了日后影响中共与第三党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共随后发出的第46号《中央通告》,这个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精神正式表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专门文件认定:“第三党没有成为独立政党的可能”,而只能是如“国际决议案指示出来”的,“是反工农暴动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走狗”,强调中共的任务就是要“从群众斗争中揭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驱逐出去”。这样,按照国际决议所定的调子,中共开始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对于第三党的批判和抨击。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没有能及时适应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以采取新的指导方针,仍然坚持排斥中间分子、抹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错误路线。王明是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代表人物,在他任中央领导期间更把对待第三党的“左”倾错误推到了极端,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盲目遵从。王明甚至提出了“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认为这样,才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15] 因而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肯定其“完全正确”,或者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接受”。因此,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执行的路线实质上就是共产国际路线,是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翻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不仅使中共与第三党在理论上越走越远,而且也使两党在实际斗争中一次次地错过了联手合作、共同反蒋的机会。
2、客观原因:严峻局势的制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实行残酷的“清剿”政策,在中心城市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地下组织也遭受惨重损失。对革命根据地则实行连串的军事打击,从1930年11月开始至1931年9月,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仍不顾民族生死存亡,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并于1932年7月至1934年7月,连续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军事“围剿”。严峻的局势,客观上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既难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作出冷静、正确的分析,也难以把某些正确的主张付诸实践。1934年4月,中共曾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著名的抗日六大纲领。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对国内,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号召全体武装大联合。第二、对国外,主张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联合对中国抗日抱同情、援助或善守中立的一切国家和民族。第三、提出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抗战的总领导机关。从《纲领》的主要内容来看,文件虽然也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性质,但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的先决条件;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此文件提出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激烈战争之时,直到9月21日,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刊出,10月,红军主力即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这个文件所提出的主张并没能及时实施。[16]
3、主观原因:自身条件的束缚。一是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和实际斗争经验储备不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共党人在刚刚经历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血腥屠杀革命者的沉重打击后,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良方。但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错综复杂,遭受重创的中共党人难以对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和政治势力组合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更不可能及时制定出有利于团结和争取各种不同力量的政策。对邓演达这样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如何才能争取到第三党等中间派别并与他们结成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领导才华。周恩来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邓演达“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并表示:“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17]
二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1931年1月7日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使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然而,他们尽管满腹经纶,但却不懂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行为模式。在这条“‘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左“倾错误领导者把中央对待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左”的错误推到极端。对以第三党为代表的中间派别做出了“最危险的敌人”的简单结论,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共与中间派别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思维范式。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指出:“在群众直接反对国民党斗争中间,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我们的同志,必须要能够利用最明显的事实揭露这些派别(主要的是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第三党、取消派)的欺骗与它们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的作用”。1932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更强调包括第三党在内的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思想认识的偏差必然导致策略方针的失误。第三党曾数次寻找中共负责人,要求与共产党建立反蒋联合战线,但王明等人始终不予理睬。中共中央甚至在党和红军内部开展反对、整肃“社会民主党(即第三党)”、“改组派”的斗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政治决议案》提出,“苏区应该开展肃清”第三党在内的“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18] 中共采取这种打倒一切和自我孤立的关门主义立场的后果,只能是使在同一条反蒋战线上的朋友——第三党与自己越走越远。
“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之前,中共没适时认清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依然习惯了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看不到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的转化,把一切派别团体与蒋介石集团相提并论。历史证明,只有在遵义会议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确立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之后,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对第三党作出客观的评价,并为推动各党派走上合作抗日道路奠定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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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Z]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2.28.99-100.212.
[8][18] 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Z](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0-141. 95.
[10][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Z]第十五册,234.234.
[13]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个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6,(1).
[14] 陈先初.共产国际、中共与第三党[J].求索,1990 .6.
[15] 王明言论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48.
[16]中国现代史[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615.
[17]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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