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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

时间:2013-06-24 关注度: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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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时间:2013年5月11日   讲座地点:清华大学主楼后厅   讲座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   发言嘉宾:杨奎松 杨念群 金雁 雷颐 许知远   主持嘉宾:周濂 

  周濂: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这原本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你们一定深有体会,你曾经爱的那个人如痴如醉的那个人渣,你曾经觉得离开他一分一秒你都不能活,但是时过境迁,你回过头来,你怎么都过来了,为什么当时不离开?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阅历的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你知识的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整个的人生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诸如此类。我相信这种转变他可能会伴随着非常强烈的碰撞,但是相比之下任何的这种痛苦都比不上政治高压,强迫你进行转变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他有一个非常漫长、久远的一个批判性的传统,我们上述到宋代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跟官方的关系始终是处于一种共生共荣的这么一个皮与毛之间的关系,当然我觉得在49年鼎革之变之前,政府的控制力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对于传统的中国分子来说,他们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周旋空间和余地,所谓达则接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吧?

  奥威尔担心的是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的是有人将给予我们太多的信息,使得我们只会被动的接受,而无法自拔。奥威尔担心的是真相将会被阴霾,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相将会被无关的信息汪洋而淹没,奥威尔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将被消失,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因琐碎而打倒民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务所痴迷,所以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在《1984》当中,政府是用制造控制和恐怖来支配大众,而在《美丽新世界》当中,政府是用制造娱乐来支配大众。所以波兹曼的结论是,对于人类的而言,是奥威尔而不是赫胥黎正确地预测了人类的未来。但是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结论并没有COPY整个的人类历史,也许有些地方它正在实现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某种变态结合体,这个变态结合体基本特征是言论审查与自媒体同时存在,知识分子被官方收编,同时知识分子被普罗大众所抛弃。如果身处这么一个变态结合体的时候,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答案我不知道,杨老师(杨奎松)这本书(《忍不住的关怀》)当中,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年轻人你还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可能是问题的解决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在我看来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要有请我们在座的嘉宾去探讨,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最终要由在座的同学们,年轻们你们给出答案,我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引言,谢谢大家。

  杨奎松:通观历史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历史是在逐渐缓慢的,就像人类进化、就像生物进化一样在缓慢向前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的人类对人权的重视是在进步当中,我们今天在过去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当中,包括在各种各样历史的电影当中,都能看到:在旧时代或者说在一种野蛮时代,或者说在一种所谓的英雄时代经常会出现拿人命不当人命的现象。换句话说我们看好莱坞的片子,到今天为止都非常崇拜那些英雄人物,他们可以随便的处决别人的生命,制造大规模的杀戮和大规模的死亡。

  那么人类社会今天的进步——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至少到了这样一个水平: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已经有一些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已经进步到不能够随意地去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不能随便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程度。换句话来说,我们从最早的有关战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款,一直到我们上个世纪开始设立的国家上开始设立的反农业税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进步,人类观念的进步,它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我们对人的权利对人生命的尊重上面。

  那么这种尊重,这种权利的体现,很大程度上跟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方方面面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为什么说落后国家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群众性伤害的这种情况,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落后本身。我其实作为历史研究的学者,我应该说,我是对很多事情是悲观的,换句话来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马上改变很多的现状,那么我也不主张我们要过急地通过各种激进的方式去改变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会发现过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很多的这些激进的、试图根本改造整个社会的这样一种方式——所带来的是很多负面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中期以后形成那么大的批判力,那么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太腐朽,太野蛮了,阶级分化的差距,像《悲惨世界》贫富的差距太大太大,你要想争取那样社会的改造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几乎可以实现。所以像法国那样的地方,那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难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那样的情况,那么我很容易的就会联想到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的很多道德的现象,很多社会的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各种各样的贫富的这种差距的现象,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无法改变的各种污染的问题,毒食品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贪欲造成的,而这种贪欲为什么又会发生?其实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或者在早一点,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段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也就是那个相当残酷的阶段。如果有同学读过《包身工》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哪怕到3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工厂里面的工人整个上海的那个街头的那些情况,其实跟恩格斯在1849年写的英国落后的状况一模一样,换句话来说中国已经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可是我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一次并没有完成,如果不算上1949年以后50年代集体化国有化整个的过程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还在走资本原始积累的那个过程,社会道德沦丧的这种现象,整个社会的这种混乱的现象,信仰丧失的这种现象,以及各种各样犯罪或者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事件,对人的权利,对人的生命,对人各种各样的财产的这种随意剥夺的现象,我们会发觉跟《悲惨世界》里面所反映时代的现象非常多。可是我们经过了一次革命,我们已经曾经准备迈向一个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水平的一个更高的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社会阶段,为什么我们会又重复要走那样的一条道路,那这个是到今天为止,说实话,我只能概括为历史发展的这种渐进性,和人的主观的这种幻想,或人的主观强制性的推动,它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反差。按照我们的意志,无论是谁的意志去改造这个社会其实都是做不到的,一定会带来大量负面的后果,如果你不尊重前面的一切旧的过去那种类文化,以及过去发展的基础那么回过头来他就可能给我们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我们社会整个的秩序就会被打乱,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完全失去目标。

  所以我还是强调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历史本身是渐进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没有人真的能够预测未来。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哪怕我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相当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运动当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希望所有的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们今后所有能够读到这些历史的年轻人,能够多一份反省,能够多一份自觉,能够通过过去人的那些故事,提醒自己当那样的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当别人告诉你说,那个东西、那个集体的所有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时候,一切都应该服从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我不是说你要不要去跟随那样的一个潮流,而是你要不要去伤害别人。我觉得最大的悲剧写这本书我感觉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那些在有意无意的自觉不自觉的在做着伤害他人的尊严,伤害他人的权益事情的那些人,他们也许不是刻意的,他们也许没有感觉到自己良心的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客观上确实助长了这样的伤害,今天我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今天来听讲座的同学都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人,我们应该重人性、讲人道,护卫我们的人权谢谢大家。

  杨念群:我们老是在谈道统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道统的承载者的角色,或者是具有实现道统的使命感的这么一个角色,由此我们生发出了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我们可以用道统守住真理性的良知,去对抗皇权,对待社会上一切的不公。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道统本身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具备有一种超越宗教性,我们是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状态之下,用我们所持守着的一种道德的标准去对抗一个非常复杂的外在的世界。这个外在世界当然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可能有皇帝,有官僚制度,有整体的社会所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压力,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让人苦恼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道统的本身的持守往往跟帝王对你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老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宋代是一个所谓“知识分子与皇帝共同管理天下”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是这个美好时代我们发现是往往是由帝王本身的态度所决定的,如果帝王不跟你何在,不跟你共治天下的话,那么“知识分子”永远是帝王的附庸。这里面这种状态如何来解决,如何来使我们的道统具备一种超越性,以至是宗教性,一直是我们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所谓中西比较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性的问题。有人说儒教就是宗教,儒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东西,如果要看成宗教的东西,据你所说的内在的超越性,怎么能跟外在上帝对你赋予的规范性相比呢?人不可能把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脱离地球,所以怎么可能用内在的东西来实现所谓的你的这个反省和批判的目标,

  我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只有假隐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隐士”最希望获得的是皇帝的一纸诏书。“江湖”所指的只是一个姿态,这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

  不管是我们是不是知识分子,还是士,还是士本身的继承者,还是我们自己认为“我就是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评价这个世界真正的一个反思的系统。那么我曾经在一次演讲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中国的新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道路,梁启超曾经就说过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群体界限,我们的太多的东西是为这个群而服务的,我们的己在哪?我们要建立这个界限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建立起我们自主的主体性,跟你服务的群体之间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为群体的一个目标。当然反过来讲,也不是仅仅为自己个人的一种自私那样——一个仅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世界以及如何与之相处的关系。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要理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话题,如何建立我们的群体界限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谢谢大家!

  金雁:我在法大开的一门课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有的学生问我,书生为什么会在政治中败下镇来?这类国家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里面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不以为然。斯大林层次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中的东西有很多是自由主义的东西,我喜欢的是能够贯彻我的意识,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而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势,在政府是唯一雇者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初理想主义越强烈的人,那么他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这种愿望就越加的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

  也有不少学生问我,说为什么在沙俄时代知识分子敢于挑战沙皇,而在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治,以前对这个问题有个回答:沙皇的专治和斯大林的专治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有社会空间的存在,那么本来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从军队退伍,所以他们有一块自己的领地。我给举一个例子,像托尔斯泰,他完全可以不靠他自己的稿费来生活,他有6300亩的土地。另一方面希望冬季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因为俄国土地非常广袤,一个农庄距离一个农庄是非常遥远的,所以他们愿意冬季在一个城市系呆在一起。当时俄国有一种罪就是流放农庄,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算的了什么,这能算是惩罚吗?

  对我们来说最好笑,对我父亲在文革抄家的时候,抄出我父亲的情书,40年写的,他自己都忘了那个文采写的非常好,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很酸,我父亲可能是当时不好意思寄出去压在了日记当中,抄家的时候把它抄出来,我跟我哥哥两个人跑到们外大笑了一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这一面。另外我就感觉到有一个就是父亲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在积极的向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无法说服自己的情况下,必须要给自己塑造出一个权威的目标,没有选择性,没有必须纬度的情况下,再无助也要说服自己。开报告会不能参加,全体干部开会我被排除在外,心理压力很大。当我把父亲的日记念给我女儿听的时候,心想这算什么,你现在要我去听无聊的报告,我才会脑子缺氧,才会脑子爆炸呢?在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你被划到敌人的那一边去了。

  雷颐:从大体而言,如果做一个概括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刚才大家也讲到过了在几个矛盾之中很难摆脱,第一个在国家和个人,国家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利益和个性之间有一种复杂的阶级矛盾。第二点在学术要不要讲纯学术,国家要都面临被人侵略的时候,我不要坚持我的学术,还是我也参加救亡,参加政治救助,在政治和学问之间也是徘徊不定,有的反复纠结有的时候,人有时候为了给自己找安慰,我就在学术和政治之间。

  大家都认为胡适和丁文江这两个人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但是你看他们的文章中在30年代,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就从生物学,从蚂蚁,从蜜蜂来论证为了集体,为了大家,从生物学来论证,为了国家放弃自己。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在原点的西方自由主义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者中国自由主义作为最重要的两个领导人都是觉得为了大我可以牺牲小我。所以当丁文江甚至胡适有一度他们对30年代斯大林的工业化非常的羡慕,虽觉得他很残酷,但是迅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所以当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有一场争论——自由主义内部争论,他们批评国民党政治,批评国民党专治,中国面临亡国的局面,中国不是有一个好政府,和坏政府的问题,而是中国有没有政府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丁文江设了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自我试问和困境,到了欧洲各个国家看了很多:是当一个白俄在西方享受自由,还是在斯大林残酷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虽然很残酷,但是促成了苏联的迅速工业化。最后丁文江的结论是:我宁愿在斯大林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也不愿意流亡当白俄。到1949年中国人就会面临类似的选择:你是到海外当白俄,还是留在国内当工程师。为了国家建设,为了这个民族的富强,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我的研究一直是在纠结之中,如果非要下一个结论的话,可以用百年孤独来形容,就是说知识分子既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后来一整知识分子,国家政权也不信任你了。而知识分子又想关心一下政治批评,又想搞学问,又想保留自己的一些个性……这些都是矛盾,所以这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许知远:不知道如何开始了,因为五位老师基本上把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作为一个揭发者总是很痛苦的。刚才我坐着的时候看着窗外初夏的树在动,我突然想起两个月前的一个旅行,我去了仰光大学。那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树。他们热得比较早,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我在学校乱逛,看到到处都是烧烤散发的炊烟。我就去问一些在卖烧烤的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这个大学已经被关了20年了,等于我行走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废墟之上。当1988年仰光革命之后,军政府就强迫关了仰光大学,我关了这个大学就没有人跟我作对了。而现在仰光又充满了新的生命力了,很多造反的大学生都坐牢,现在都已经回来了。这些学生大部分在一个小楼里面,我在那里碰到很多那时的年轻人,他们三十六七岁,甚至更年轻,他们坐了4年牢,5年牢,这让我非常的感慨。之所以提到仰光大学,就是因为此刻在北大,清华,我们也走在自己的精神废墟之上。杨奎松书里面提到包括潘光旦等清华大学校友们想建立一个具有真正的自由教育精神的清华的时候,潘光旦非常心痛的说,如果大家丧失了自由教育,那就只能变成一个残疾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很可能被改造成各种需要的工具,被工具化。我觉得此刻可能清华也好,北大也好,都是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只不过在上学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忘记了这种精神废墟,

  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波兰诗人写的一本书叫《被静止的心灵》。为什么我们开始那么热衷于斯大林的模式,为什么轻易地放弃掉自己?这本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诗人觉得似乎整个30年代、40年代的思潮,像麻醉剂一样、像一种药丸,让人们所有的困扰和忧虑都消失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人对于寻找对世界的简单的解决方案的强烈的渴望。这个渴望让我想起当年在19世纪末,一位学者写希腊文明的时候里面提到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基督教必然会征服全世界,因为基督教把对人类的生活提供更简单的解决方案交给了上帝。所有关于政治、社会、现实的困扰,将会由信仰而获得了一种解决。这种简单化的优势始终在21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面临着所谓各种运动的剧烈摧残,所以这种“简单化的渴望”就变得更强烈。因此我想可能提到1949年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面临的变化,我们很难理解在20年代开始的那一场所谓“简单化的运动”中,为什么当时各种主义会占据了巨大的上风。因为中国当时面临这么多的困扰,突然有一种学说可以给你提供解决方案,它既战胜了欺压者,同时又给你提供一种凝聚力,所以它的这种诱惑是强烈的。当时在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内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挣扎,有的人投身国民党,有的人投身共产党,有的人在文章里说:我很难确信某一样东西,我必须相信我自己。

  关于大众,我觉得人内心都是追求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能属于某种群体。当你获得了归属之后,坦白说可以回避自己带来的压力,和困境的可能性,因为逃避自由是永恒的主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们看到市场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而市场少许的扩大,自由度的稍微增强,也让我看到在新的精神上的国有化也开始了。现在这么多人去涌入去考公务员,希望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害怕逃离系统,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危机。如何去寻找所有这些事情内在的连续性,包括我们独特的经验,和我们提到的俄国的经验,以及关于当年缅甸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包括刚才谈到的东欧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我们怎么去探讨中国的经验在世界范围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差异是什么?都变成我们此刻非常重要的难题,这个难题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满足的东西。我相信只有在这种对精神世界探讨之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获得自我精神生活的意义,谢谢!

  【观众提问】:

  问题一:造成当今“专家”成为了“砖家”,“教授”成为了“叫兽”的知识分子污名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雷颐:我觉得由于现在自媒体,或者是说它的发达,使得各种各样的人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教授或者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都可以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公共事务表示你的关怀——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地我们应该更谨慎对待自己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发言。以前公共分子没有一个表达的空间,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在表达的过程中,有的人水平高,有的人水平低,有的人很荒诞,有的人很精辟,这个是教授,有的是专家……现在整个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尤其是我再多说一句,为什么在很多地方推特在其他的环节中往往是社交的平台,而在中国的环境中的微博则往往聚焦于公共事务的。这是因为你的那些所谓的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报纸,纸质媒体,不具备这种功能。原来在其他的封闭的环境中微博的功能是以社交为主的,社交嘛当然了也会带来什么“摇一摇”啊之类的,这是另外一码事了。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功能纯粹变成“摇一摇”呢?关于“摇一摇”人民日报说这个也有问题,很多嫖妓都是在这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报纸能够呈现各种不同的观念,各种不同的观点得以在这些媒体上公开讨论,进行理性地辩论,那么在那个上面大家会的发言会理性得多。当那种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微博就成为公共讨论的特殊载体。在中国已经得到论证的是:如果想要真正的论战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多,我觉得应该让那些媒体,传统的媒体,自媒体、电视台有不同的观点,让理性的探讨拥有足够的空间。在这中理性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学会了怎么样讨论,怎么样尊重不同观点,当你没有这个社交微博,动不动就骂你一句,这样子在某种程度是无话的环境。最近我就觉得这是个事情。我们经历过“文革”,在“文革”里两派武斗是怎么形成的?开始都是两个单位的辩论,后来就有一个单位上去,不许你发言,开始拳打脚踢,就开始拿棍棒。最近有一些人对与自己不同观点采取抨击,或者现场随便打断、不许你说话,这个要好好断定的。只有营造一个合理公平的公共交流空间,才能使大家更理性,使得专家成为真正的专家,使得教授不成为野兽的教授。

  杨奎松: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说法,因为我听他这个问题,这个“砖”家,教授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污名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不是太明白,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整个的言论空间,特别是只有140个字的小小的微博的空间,你要想通过它把道理讲清楚是很难的。这里面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是一个革命国家,或者说我们是一个革命后国家,革命国家和革命后的国家会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敌过观念,把一切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当成敌人的声音,当成敌人的意见。那么这个可能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专家居然就成了拍板砖的砖家,教授就成了吼叫的“叫兽”。大家干脆直接粗口就上来了。所以在我们整个的交流当中,我们在各种各样意见分歧当中,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一个革命者,谢谢!

  问题二:既然我们开始了解了历史局限性中知识分子在49年之后的境遇和困惑,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做出既保持自律性又相对合理的选择,同时不为保证政治和市场的强权所淹没,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杨念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要扮演知识分子你要保持多样的选择和多样的状态。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包括我刚才分析的状态里面,知识分子保持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那种独立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你的选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取向,你可以去当“国师”,很多人做学问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当你在当“国师”或者进入政府部门的时候,应该采取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你自己在心里面,你自己有一个保持你自己对国家或者说对文化对传统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以这个为基础的话,你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政府部门的时候,那你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一种底线,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一种选择,是以学术本身为职业。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做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在历史上很多的类似的例子,有时候学术这个东西,其实本身这个是无用至用,很多人觉得学术是一定要转化成一种非常实用的东西,好像只有这样的一种层面的东西才能发生作用。其实在我看来,很多(学术)的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种本身的姿态,一种身份,一种立场,它影响到你本人整个的气质和状态。比如说历史,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问历史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就是,历史最大的用处就是他的无用之用。他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很多人去读史,去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一些智慧和启发的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使整体的素质达到一种水准,整体的气质就会有所提高。

  第三种人是出入于所谓政界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是非常难以把握的,自己具备相当的主见和主体性,把他的思想通过某种方式或渠道来渗透到整个的政治中,去改造这个政治结构。那么在历史上有这种人,包括民国以来这种人也非常的多,在晚清我们也可以看的到。但是现在的人物在现在的状态下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他具备这样一种非常超强的定力,和他本身的一种能力,同时他又会在跟政治周旋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基本的界限。第三种是最难达到的境界,我想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简单的说,我觉得这三种都是一种选择,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根据你自己的立场,根据你自己本身的修养的程度来选择。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多元选择中的一种吧。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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