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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展逻辑

时间:2013-09-24 关注度: 作者:王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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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目标能否实现,最终要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成功地进行自我完善。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弄清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寻找到改革的关键之所在。这正是本文试图予以阐述的问题。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目标能否实现,最终要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成功地进行自我完善。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弄清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寻找到改革的关键之所在。这正是本文试图予以阐述的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由于革命后的社会具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余———这不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相违背,还将严重影响国家获取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制度资源和合法性资源)———因此,政治制度的型构是以“打碎”的方式来进行的。人民政权的建立解决了当时社会对新制度的迫切需求,同时也奠定了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使得革命后社会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之后能够迅速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然而,新的政治制度的建设尽管有效地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但是,新的政治制度在革命化的建设过程中也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特征。这一特征成为发轫于197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

   我国1978年以来所展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总体上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所实施的改革与完善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党政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权力的横向分配,优化权力结构的横向组合。其具体内容表现在:确立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在宪法与法律上得到区分和保障;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党政职能分开,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政府工作系统,确立法治化行政的政府建设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发展与完善,其建设成果集中体现在1989年12月30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之中以及199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中有关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则涉及权力的纵向分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包括财权与事权从中央向地方的下放,这种关系的调整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纵向的权力下放,这始于1979年。第二阶段重点是进行财权关系的调整,这始于1985年。权力下放仍然是这一阶段的总趋势,但这一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较多发生在财权关系上,它包括调整财税关系、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关系和社会事业管理权限。但是,中央权力下放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央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弱化,中央财力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分税制从制度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与事权方面的权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它的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在经济领域,个人产权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个人经济行为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个人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的界限日益明确。在政治领域,法律保护个人的社会交往权利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纷纷出现,个人与团体进行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更加通畅,政治沟通的机制逐渐制度化。在文化方面,文化产品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

   事实表明,1978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上述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人们同时也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其一,政治体制仍然是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的政治壁垒,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出新的需求。

   其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尚不充分,导致国家提取社会资源能力的不足。1978年之前,社会消融在国家之中,国家通过常规的(计划经济制度和政治组织网络)和非常规手段(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垄断了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国家提取社会资源的能力空前强大。但是,1978年之后,这种能力在逐渐地削弱。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中国社会从其内部生长出的抵制国家介入、要求共享社会资源的因素,对国家原有的提取社会资源的常规与非常规手段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期,如果国家提取社会资源的制度化建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国家提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则必然降低。

   其三,公共权力的行使缺乏完善的有效监督机制,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致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资源大量流失,国家动员与整合社会的能力相对下降。

   其四,政治系统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包容和消解政治压力的水平还不高。一般说,政治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系统内部,二是政治系统外部。政治系统内部压力是由于权力结构各要素之间矛盾与冲突引起的,外部政治压力则是社会个人和团体对参与程度和效果不满所致。

   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有效而强大的政治支持,这不仅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向政治系统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系统能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政治支持。其间,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这正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景之一。

   在学术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曾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第一种,是所谓“新权威主义”,其要旨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发展市场经济和非公经济,其主要理论来源是对所谓“东亚四小龙”经验的感悟;第二种,可称为“照搬派”,即搬挪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多党制代议民主。前一种观点虽然涉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内容,但却未能抓住改革的实质和关键;第二种主张是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悖的方向,显然绝对不可取。随后,有学者强调政党推动,主张把中国共产党摆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进而把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演展逻辑。

   所谓政党推动,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种含义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第二层含义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力量,是成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政治因素。当今中国任何有关中国发展的政治构想如果脱离这两个前提和现实,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政党推动之所以能够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基于以下事实:

   1.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已经历史地成为中国政治格局中的领导力量。当代中国的政权建设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逻辑,即中国共产党组织社会力量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权建立的组织和领导力量,同时又是政权巩固的组织和领导力量。这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同。中国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需要解决两大问题,才能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两大问题就是主权与政权,主权与政权涉及的是政治一体化问题。中国历史上早期的现代化试图在政治一体化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其努力注定是不成功的。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现代化沿着从政治一体化到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发展逻辑是符合现代化演绎规律的。在政治一体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被推上历史前台,承担起政权建设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一体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神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历史的选择。这种必然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政权建设中,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中国共产党而成为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赋予的。

来源:《政治与法律》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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