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华侨观：侨务·统战·外交

　　作为具有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设计者和人民中国的发展规划者，毛泽东将人数众多而客居海外的华侨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灵活的侨务政策，充分调动华侨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促成华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抗日战争为起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海外华侨视为统一战线的组成之一，通过卓有成效的侨务工作促进广大华侨支持全民族团结抗战，实现了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同；抗日胜利后，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将广大华侨作为反内战争民主的战友，寻求建立包括华侨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最终促使华侨参与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人民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上升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一方面号召方广大华侨继续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另方面致力于保护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着手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既推进了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变化，也有助于中国实践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获得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本文拟以侨务与统战和外交的关系为重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述毛泽东的华侨观及其意义。

　　

　　一、统一战线策略与华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内外爱国抗日运动蓬勃高涨的局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体中华民族的高度和立场，提出建立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变动的判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和“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参加“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统一战线。[1]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认为“目前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提高了”，决定抗日反蒋的总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还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2]12月，中共中央举行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3]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海外华侨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之一，高度重视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惟其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八一宣言》中将保护华侨权益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明确宣告“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4]，而且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称赞他们(华侨)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指出“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为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业。”[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强烈的民族意识为基础，对面临生存危机的全体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因此与海外华侨与日俱增的爱国民族感情自然融合，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拥护。1935年底至1937年初，海外华侨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逐渐组成抗日联合阵线，实现华侨空前的大团结，先行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海外部分。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以高度的爱国觉悟和深切的民族责任感，敦促国民党停止剿共内战，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欧洲华侨青年致信《救国时报》称赞《八一宣言》“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因为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宣言和主张，而是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心声”，强调“只有积极起来求这主张的实现，才真是证明他是一爱国的志士。”[6]东南亚华侨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强调“要挽救中国危机，必须建立民族革命战线的联合战线，不但一切工人都要加入这条战线，所有工商学界亦应该热烈的踏进这一战线。”“我们希望一切抗日义勇军一切抗日将领和群众与工农红军建立抗日联军，一致开到抗日前线去；还希望所有一切抗日的力量建立国防政府。”[7]美洲各界华侨成立救国协会，呼吁“根据共和国民主原则，联合海内外华侨团体及个人与国内民众抗日，促进实行不分党派武力抗日的国防政府及国防会议；铲除一切阻碍抗日丧权辱国的政权，扫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实现民主政治，完全收复失地，建立独立自主国家。”[8]海外各地华侨特别敦促蒋介石“有痛切的觉悟，马上停止剿共，……真诚地赞助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日作战”[9]，通电国民政府表示“全体海外华侨反对继续不负责任地把内战打下去”。[10]华侨要求联合抗战的声势和舆论形成了推动国共合作的海外潮流，促使国民党逐渐调整内外政策。1937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对内政策上，“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将对共产党的方针从“武力围剿”改为“和平统一”；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11]诚如毛泽东所指出，国民党“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主统一战线。”[12]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海外华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高度评价“海外华侨在统一战线上起着许多推动作用”，“在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对日抗战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13]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最中心的任务”，以对海外华侨革命性及其重要性的肯定认识为基础，“加紧动员千百万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14]1938年3月，毛泽东等在革命圣地延安会见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向海外华侨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关心海外侨胞的权益，强调中国共产党愿与海外华侨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号召华侨全力支援抗战事业。毛泽东特别为代表团题词，诚恳表示：“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热烈呼吁：“全体华侨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15]同月18日，毛泽东为马来亚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题词，再次号召“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16]此后，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驻粤代表潘汉年、廖承志”的名义公开致信海外华侨社团，高度赞扬华侨社团领袖“诸公领袖同侨，忠诚爱国”，强调“我八路军之胜败，不仅关系到八路军之存亡，而影响于抗战前途者，实至重且大也”，希望华侨社团领袖“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民，予以有效之援助”。[17]《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加强侨胞统战工作>的文章，盛赞海外千百万华侨为中华民族革命事业建立不朽的功勋，“给国内同胞以极大的鼓励和奋勉”，指出华侨“爱护祖国，积极参加抗战的热情，真值得我们敬佩!”“向热诚爱国，踊跃捐输，和远涉重洋，回国参战之侨胞，致无限的敬意!”[18]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确定“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其中第十七条强调“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滨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指出“果能如此，则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是有保证的”。[19]总之，在全面抗战前期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将海外华侨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强调做好侨务工作，争取华侨抗日战争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援；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地将中国抗战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华侨视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的认识基础。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提议：“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号召：“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主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20]翌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强调：“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主统一战线。”特别指出侨务工作的具体方针和原则：“我们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各地华侨中的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赞助当地政府一切抗日设施，参加抗日活动。在华侨工作中应与国民党及领事馆合作，应纠正过左的倾向，但对于亲日分子顽固派分子，分裂华侨不利抗日的反动活动，要进行适当的斗争。”特别强调“在华侨中宣传中国抗战，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及艰苦，号召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帮助。华侨工作应当主要是合法的，不应当反对当地政府。应争取华侨中有名望的有正义感的分子(如陈嘉庚)积极领导华侨工作。”同时还提出：“对南洋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必须予以各种具体的帮助，与他们取得联系，同他们共同商量当地的策略，纠正左的倾向，介绍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种经验。”[21]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既从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视角，又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将华侨工作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即明确将华侨视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扩大华侨统战工作的范围，特别是强调争取“有名望的有正义感的”爱国侨领积极领导华侨工作，争取华侨对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华侨统战思想和侨务工作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华侨工作“主要是合法的”，这成为中共海外侨务工作贯彻始终的原则之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动员华侨支援和参加抗战不只是停留在宏观的和宣传性的统战决策，而且落实在具体的组织工作，并进一步指示可行的行动方案。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即领导成立广泛的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国内三十余城市，而且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东南亚各地建立组织，推动包括华侨青年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告青年侨胞书》，建议“青年要建立自己的坚固统一的团体”，呼吁包括青年在内的华侨开展广泛的抗日活动：“青年侨胞的募捐运动，拒用日货运动和回国参战运动，必然得推进下去，广大起来，促成海外侨胞反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使有钱的能大量出钱，有力的，和一切有军事或专门技术人材的能源源回国参战”[22]。1938年9月，为全面和深入地开展侨务统战工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海外工作团，从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陕北公学等校选拔二十余学生，以华侨青年为骨干，准备派往东南亚各国，向华侨宣传中共抗日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战事迹，发动华侨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战。海外工作团以朱德为主任，成仿吾具体负责，蔡克明、蔡白正为正副团长，团员包括钟萍、符克、陈莉莉等。10月海外工作团经武汉南下，根据周恩来之“化整为零分散出国”的指示，蔡白云、钟萍等经广州、香港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在华侨中组织抗日救国团体，输送青年回国参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1942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以朱德为书记，成员包括叶剑英、何英、李初梨、林仲、黄华、武亭、庄然、肖林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战略以及在军事上与英美盟军联合作战问题，南洋华侨抗日武装的战略战术和归国难侨的安置救济问题等。同年春，“海委” 从延安各党政机关和学校抽调39个华侨干部，在王家坪设立建海外工作学习班，计划培训侨务干部派往各侨居地开展华侨统战工作。学习班学员或者是曾在国外从事爱国运动的华侨领袖，或者是早期回国并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归国华侨。学习班分为七个小组，不仅学习统战理论和军事技术，而且重点调查和研究各地华侨情况和华侨政策。朱德、叶剑英亲自领导学习班的工作和学习。学习班于1944年夏结业，尽管因日军封锁等原因未能按计划派往海外，但根据需要分配到延安各单位和各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学员成长为中共和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尤其是侨务统战战线的骨干。此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还设立海外工作研究小组，以朱德为组长，组员包括何英、林仲、李初梨、余光生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活动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和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从组织领导上实践华侨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具体表现。

　　最能体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关心和重视华侨工作的事例，是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建立。1939年7月，为了“团结动员各地侨胞参加祖国抗战建国及海外宣传工作，传播南洋侨胞救亡消息，扩大祖国军民英勇抗战对侨胞的影响，加强在延安华侨同志的联系，发动侨胞的募捐，援助抗战，并研究华侨问题”，[23]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心和支持下，延安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简称“华侨留延办事处”)正式成立，从宣传、组织、募捐等方面开展华侨工作。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以“华侨留延办事处”为基础建立更广泛的华侨群众组织。1940年9月，来自东南亚和英美法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七十余名华侨代表在延安集会，决议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大会通过章程规定侨联的宗旨是：“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组织华侨归国参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事业”。[24]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建立的第一个归国华侨团体，“延安侨联”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和文化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归国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随着边区各机关团体侨联分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归国华侨组织系统应运而生，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在1956年发展扩大为统一的全国性归国华侨组织网络——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中国侨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人民团体之一，“中国侨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

　　由于抗战时期中共活动中心位于西北和华北，而海外华侨联系最密切的地区是与南洋隔海相望的东南沿海，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华南地区的侨务工作，特别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广泛争取华侨的支持，建立抗日武装和巩固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26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展琼崖工作给粤委的指示》，明确要求广东省委“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广大影响的根据，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指出冯白驹部只有一千人太少，“可求助华侨”，在一年内至少扩大至一万人。[25]此后，中共中央在同年3月11日的《对广东各项工作的指示》和11月17日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要求广东省委和抗日武装“扩大宣传，争取华侨帮助”，“对沿海渔民及侨民工作，须经常注意，以保证琼岛对外交通的经常联系，使琼岛艰苦抗战尽可能得到侨胞及国内各种可能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26]针对国民党向国外侨胞造谣冯白驹部抗日独立队拒服命令和破坏抗战，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发出《对海南军事、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发表告琼崖同胞及海内外同胞书，说明我部队英勇抗战、顾全团结之各种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共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具体材料，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及可能人员，向琼崖各界及侨胞作深入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对我同情，使顽固派政治上孤立。”[27]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广东省委积极争取南洋华侨的支援，琼崖东北区政府将“开展海外工作，提高华侨爱国爱乡思想，争取华侨积极支援琼崖抗战”[28]列为施政工作重点之一。由于华侨大量的经费接济、物资供应和人员支持，孤悬南疆的琼崖、东江等华南抗日武装虽然远离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及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但依然能够坚持抗战直到胜利并为解放战争期间人民军队挺进华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9]正因为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作战，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30]，将海外华侨视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力量之一。

　　

　　二、侨务统战工作与华侨政治转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规划中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作为组成部分之一，热烈呼吁华侨参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中共的侨务思想，积极开展深入侨心的统战工作，加深华侨对中共的理解和认同，促成华侨逐步实现政治立场的转变，从而在国共斗争中支持中共，最终参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实践。

　　作为在延安统筹全局、指挥抗战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尽其所能，亲自展开以华侨尤其是延安归侨和爱国侨领为对象的统战工作。对于回国从事抗战救亡运动的华侨，毛泽东给予热情的支持和亲切的引导，促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黄薇回国进行战地采访，深受延安的革命精神和抗战氛围所吸引，希望留在延安学习。毛泽东从最大地发挥其作为华侨记者向华侨宣传抗战的角度出发，说服她继续从事记者的宣传报道活动，向她指出：“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这个工作很有意义。”[31]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延安成为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进步群众，尤其是青年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和抗日中心。许多华侨青年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辗转各地奔赴延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32]。1939年延安青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毛泽东亲自为被推举为模范青年的归侨庄焰颁发“模范青年奖章”，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高度评价包括华侨在内的青年奔赴延安的行动：“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33]毛泽东具体入微地关怀延安华侨青年的成长。如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学生联合会主席庄焰(原名卜一)在抗战爆发后辗转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报告。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时，庄焰给毛泽东和陈嘉庚当翻译。毛泽东详细地了解他在菲律宾的情况并风趣地称他为“洋包子”，同时告诫他原名“卜一”“三划太简单了，一看就是假的”，提醒他不要过分突出自我，而要通俗化，尤其是在白区工作要小心。此后，庄焰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离开延安到东北后改名“庄焰”。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以及无数中共党员卓有成效的侨务统战工作，许多华侨青年成长为献身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诚如陈嘉庚在延安会见华侨青年后所感慨：“这些华侨青年，为了抗日到延安艰苦的地方来，他们有不少是我们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的学生。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诉苦，而是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他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34]

　　爱国华侨领袖是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言行举止对广大华侨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惟其如此，争取爱国华侨领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中共侨务统战工作的重点。在以爱国华侨领袖为对象的统战方面，毛泽东身体力行，做出巨大的努力，取得积极的效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团”) 抵达陪都重庆，毛泽东特意致电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5月31日，陈嘉庚在“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和秘书李铁民等陪同下到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分别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和延安军民热烈欢迎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访问延安。在陈氏访问期间[35]，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朱德等陪同陈嘉庚考察延安的工厂、学校、商店等，组织华侨青年与陈嘉庚座谈，增进其对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的正确理解。毛泽东多次邀请陈嘉庚等到杨家岭窖洞晤谈并亲自登门拜访，真诚地探讨抗战问题和国共合作问题。他热情赞扬陈嘉庚的爱国精神，指出：“我们有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宣传爱国主义，大家团结起来救国。”[36]毛泽东与陈嘉庚“或同午饭，或同晚餐”，竭尽地主之谊，诚如陈嘉庚回忆：“陕北多山地水田甚少，故罕有食米，然待余(陈嘉庚)等三餐均米饭及鸡蛋诸物”[37]。有次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陈嘉庚等，餐桌上除白菜、咸萝卜干外，还有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在下蛋，她的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陈嘉庚后来表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赴由重要人物邀请而十分简朴的宴会，深感毛泽东和陕北军民对海外华侨的深情厚意和真情实感。6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陈嘉庚一行晚会”，毛泽东亲率朱德、王明、洛甫等中共领袖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参加，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表示中国共产党“过去已经为团结而尽最大努力，取得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将来也一定能做到坚强的团结，这是可以断言的。在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三先生回去的时候，我们谨希望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海外侨胞。”[38]陈嘉庚返回重庆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对陈嘉庚等的统战工作，增进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39]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陈嘉庚作为“华侨中有名望的有正义感的分子”的代表，重视以其为重心“积极领导华侨工作”[40]；特别是在国民党企图策动部分华侨反对陈嘉庚、动摇其华侨领袖领地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宣传据点”[41]——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致电陈嘉庚，表示大力支持。[42]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印度尼西亚避难地安全返回新加坡。1945年11月18日，重庆十团体发起“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亲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贺轴，周恩来和王若飞的祝词称赞陈嘉庚“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无限辛苦；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43]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陈嘉庚的赞赏、信赖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宏观巨视的华侨统战政策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细致入微的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不仅促使海外华侨从人力上和物力上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给予相当的支援，而且还成功地促使华侨理解和认同中共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传统立场。例如，陈嘉庚曾是南洋华侨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坚决的“拥蒋派”，他曾任“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主席，欣然接受蒋介石授予的二等采玉章并引以为荣，公开宣称“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44]1940年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看到“(延安)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教育也很好”，[45]从而产生中国希望在延安和共产党必胜的思想。据陈嘉庚回忆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府，虽屡有见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延安观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46]“余所见所闻，不论政府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学员，民生安定，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判定国民党蒋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47]陈嘉庚明确将毛泽东引为中国的新领袖，他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48]

　　对于无缘相会的华侨领袖和广大华侨民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高度重视他们的爱国热情，将他们引为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积极力量。1941年1月8日，美国华侨领袖、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忧虑“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与爱国侨领阮本尤、吕超然联名致电“重庆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延安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谨秉我洪门三百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老革命精神，以代表我全美洲十万洪门侨胞”，呼吁国共两党“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49]随后，数百华侨社团纷纷发电回国，强烈要求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由于适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晥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司徒美堂等海外华侨呼吁团结抗战的电函。2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华侨同胞的正义呼声》的社论，表示“我们衷心地敬佩侨胞们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胸怀，我们诚恳地同意侨胞们坚持抗战、珍惜团结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正义要求，我们向洪门同志和千百万侨胞伸出热烈的友谊之手，愿意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祖国而奋斗。”[50]接着，3月14日，毛泽东亲自复电司徒美堂等华侨领袖“并转全美洲侨胞”，首先对他们“关怀祖国，呼吁团结”表示“敬佩不已”，接着明确阐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晥南事变的真相和危害、中共处理事变的态度并请求华侨予声援：“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1月17日发表宣告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中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族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制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改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诸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5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坦诚态度和严正立场获得华侨广泛响应和热烈支持，海外华侨站在全体中华民族的高度和立场，以强烈的正义感和无畏的爱国精神，谴责国民党坚持狭隘党派偏见和挑起分裂的行径。回国参加国民大会的五位华侨代表一致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诚为抗战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52]陈嘉庚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并转国民党中央，痛陈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的“民族惨案”，恳请“弭止内争，加强团结”。各地侨胞纷纷发表谈话，或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表示“侨胞最希望于祖国的，是希望国内团结的日益加强，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痛恶任何细小的分裂消息，希望政治进步”。[53]由于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定斗争，加之由于广大华侨“反对分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枪口对内”，“拥护团结到底”；坚持维护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特别是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国内人民力所不及的舆论潮流，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径在国际上大失人心，最后迫使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并向美国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摩擦遭到沉重打击。[54]

　　实际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华侨统战政策和卓有成效的侨务统战活动，不仅像陈嘉庚、司徒美堂等曾对国民党怀有幻想，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的华侨领袖逐渐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分道扬镳，走上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而且洪门致公党等海外华侨社团和党派也 “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认为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必须跟着共产党一起前进才是出路”[55]，在争取团结抗战等方面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主动地与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与此同时，不少华侨尤其是代表着华侨社会未来的华侨青年耳闻目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消极抗战，大失所望，痛感“(国民党)使我们的纯正心灵是重重地受了伤”，表示“要坚决地站在人民大众革命的一边”[56]。

　　抗战时期华侨领袖和大众的政治转向即对国共两党认识的转变，既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是历史的偶然。这是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战方针和侨务政策的结果，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高超的华侨统战工作的结果。尽管这种转变在华侨中还只是初步的和局部的，但充分表明华侨之明辨是非，与时俱进，是华侨始终如一地致力于维护抗战、反对内战、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思想认识基础，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国民党对华侨政治立场的变化颇有体会，蒋介石不无感慨地承认有的华侨“当初对本党态度很好，并没有反对本党的表示”，如今却“说本党如何腐败，政府如何不好”，其“言论态度一天天的改变”。[57]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侨心，对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海外华侨与和平民主建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以华侨构成为内在组成部分之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并通过卓有成效的侨务统战活动，积极争取华侨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地促使华侨转变政治立场，认同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将广大华侨引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积极力量，最终促使华侨热情参与创建新中国的历史实践，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推进力量之一。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恢复战争创伤，实行和平民主，建设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谋求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发表的《论联合政府》高度评价广大华侨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将海外侨胞视为联合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力量之一。然而，蒋介石企图维持国民党一党独裁，准备铤而走险，以武力消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国民党“‘民主’把戏的背后，正摆着一幕厮杀的场面”[58]，中国再次面临内战危险。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统一战线策略，继续将被誉为“和平先驱”和“民主堡垒”[59]的海外华侨视为全国各界各阶层反对国民党的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明确指出：“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60]

　　抗战胜利初期，在海外华侨社会，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普通民众，绝大部分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因应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要求，为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做出不懈的努力。1945年8月底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此举令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美国华侨李国钦兴奋地致电毛泽东，表示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以“保持我们十四年来流血与牺牲所赢得的自尊和地位”，“我们祈求先生尽最大的能力，使这一众人热望的情形能够实现，使我们受尽艰辛的民众能够享受和平的果实，尽心尽力，贡献于战后我国的建设。”[61]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后，政治协商会议重新举行，中国共产党期待与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共同努力建立和平民主的中国。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司徒美堂，对致公党和华侨“反对内战，力争民主”表示“不胜钦佩”，指出中共“代表团久已抵渝出席即将召开之政治协商会议，并已向政府当局提议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谋国家之团结、统一与和平建设。”“尚祈贵党与全美侨胞，一致主张，促其实现。民族前途，实深利赖。”[62]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即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将满目疮痍的国家再次推入深重的战争深渊。于是海外华侨政党和侨领侨众纷纷致电国共两党或发表谈话，要求停止内战，确保和平统一，循政治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万勿以兵刃相见”。[6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华侨社会的和平呼声，高度评价其积极意义。6月24日，毛泽东复电美国邝赛朝暨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工，首先对美国华侨“呼吁立即停止中国内战，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对依靠外力进行内战的行为表示义愤”和“关怀祖国前途，热爱和平民主”表示“感佩兴奋”，接着对美国华侨进行国民外交以敦促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的内战寄予厚望，“深望诸位再接再厉，唤起全美侨胞，全美劳工界与各界人士，要求美国当局停止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驻华美国海陆空军，并撤销已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使中国和平民主得以早日实现，中美传统友谊得以保持。”[64]8月9日，毛泽东复电马来亚槟榔屿华侨各业总工会暨工会代表大会，首先对海外华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提出各项主张，均切中时弊”表示“甚为敬佩”，接着表明中共的基本方针和立场：“为我国谋独立民主和平，乃敝党所订建国之基本方针，而解决当前危机局面，则应停止内战，重开政治协商，一切争端均以政治方式解决。”最后针对“好战分子致使内战继续扩大，时局日趋严重”的形势，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共愿与华侨共同努力：“敝党特与海外侨胞与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挽此危局，并本和平民主方针奋战到底。”[65]10月8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盟员大会主席王廷俊：“贵盟痛恶内战，呼吁和平，所提甚为切中时弊。敝党自日寇投降以后，即以和平民主与独立为奋斗。但国民党好战分子恃有美政府外援，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破坏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与停战协定。数月以年，以无理要求作为商谈条件，作掩蔽其进行扩大内战之烟幕，发展至目前，已到最严重阶段。解决的关键为使一月政协决议切实实施。希望海外侨胞诸贤达再接再厉，为祖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努力。敝党亦当本此方针，奋斗到底。”[66]概而言之，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向海外华侨阐明中国共产党反内战反专制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争自由的政治立场，呼吁海外华侨“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团结起来，拥护祖国革命”。[67]这种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立场获得海外华侨的普遍共鸣和广泛反响，有力地推动“反对美蒋的第三条战线”即海外华侨和平民主运动的“汹涌澎湃的巨流”[68]的形成和展开，最终促使华侨抛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拥护共产党并参与建立新中国。

　　由于蒋介石大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断扩大内战，同时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企图维持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转变并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凯歌行进的时期。在以中共中央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发表的文告或政治报告以及给华侨的题词和函电中，毛泽东重申海外华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之一，强调华侨在反蒋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1947年7月，毛泽东在所拟定的中共中央颁纪念七七事变十周年的口号中热烈呼吁：“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同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项政策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将“联合工农兵学部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69]，号召海外华侨参加建设民主联合政府的实践。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将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提上议事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第四条号召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如集人民大会，成立民主政府。”中共五一节号召体现了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愿，“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70]海外各地华侨社团、领袖和群众纷纷通电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或发表宣言等，全面否论国民党石政府“私召伪国大，非法选举伪总统”，决心“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迅速召开新政协，讨论及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巩固与扩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共同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同时表示华侨“远处海外，誓为后盾”。[71]特别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历史和现实，海外华侨开始承认“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决心拥戴中共作为新政协的负责人，“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72]

　　1946年回国的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因拒绝国民党擅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愤然赴港。在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后的1948年8月12日，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党元首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央社以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工商日报》等媒体发表“国是主张”，指出“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强调“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民之中国，非三五家族秘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强调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之唯一良好办法”，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0月中旬，司徒美堂在离港返美前亲笔拟定《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承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73]

　　海外华侨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中共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表明，许多华侨已经彻底抛弃蒋介石和国民党，选择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最终实现了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对中国共产党从模糊认识到自觉拥护的根本性思想转变。这对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巨大的鼓励，毛泽东复电陈嘉庚等华侨领袖，对海外华侨“关怀祖国，赞助敝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表示“无任感佩”，“实深企盼”“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74]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中加紧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了扩大民主并倾听各方面意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多次电邀海外华侨代表回国参加新政协。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分别致电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表明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诚邀他们代表华侨回国参加新政协。邀请电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诚恳表示中国共产党“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毛泽东特别称赞“(陈嘉庚)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对司徒美堂同样“热情卓见，感佩殊深”，“至盼先生摒弃分务早日回国，莅临区参加会议”，同时希望“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75]

　　作为广大海外华侨的代表，陈嘉庚和司徒美堂等认为“关于我祖国与我侨胞之一切大小问题，吾人必须本其所知，尽其所能，向新政府提供，共同奋斗，以促其实现”[76]，因此欣然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在北京召开，“四十五单位代表，海外侨胞居其一，代表名额十五人”，彭泽民、陈其尤、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参加大会主席团，令华侨深感“新政协非常重视海外华侨”。[77]9月24日，陈嘉庚“站在海外华侨的立场”，对新政协即将通过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表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以及爱国侨胞，对于这三个草案无保留地予以接受，通过以后，并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分子努力促其实现。”[78]总之，海外华侨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这无疑是因为华侨具有爱国的革命传统，始终如一地支持祖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事业，因此与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诚如毛泽东1949年6月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产生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79]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胜利”。[80]

　　

　　四、和平外交与华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中国政府的侨务工作揭开了新的篇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侨务工作高度重视，把“考虑和制订有关华侨的各种政策，作为国家总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81]，同时确认建国以后“我们现在的华侨工作，换言之，即我国现在的侨民政策，必须明确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华侨工作有所区别。”[82]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主张新中国政府在法理上继承旧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权力与义务，即以血统主义为原则，重申所有海外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国民，首先必须为中国尽义务；同时承诺中国政府为海外侨民服务，保护华侨的权益。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另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强调华侨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策略，谋求进一步团结海外华侨的进步力量，打击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基础。1949年11月《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和“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同时《书告侨胞》，热烈号召：“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团结一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83]1950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向海外华侨发表广播讲话，明确指出：“华侨中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必然广泛地开展和巩固地建立起来。”进一步强调：“但对于某些极端的反对分子，甘心做蒋匪残余的爪牙和帝国主义工具的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爱国华侨一定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84]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全面体现了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府华侨工作的政策构想思想，该指示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各侨居国的情况及华侨的反应，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侨民政策的中心点”是“争取生存，加强团结，保存力量”，具体包括：“在国内和在国外采取有效办法，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为华侨服务，收容被迫回国难侨，并鼓励国外华侨在可能的条件下自愿地、稳步地、逐渐地将其产业转回国内。对海外华侨，则以工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争取资产阶级，来结成广泛的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孤立华侨中少数反动分子，打击、削弱和瓦解蒋匪帮的反动势力。对帝国主义和当地政府的迫害行为，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抗斗争。”[85]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使海外华侨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激起华侨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诚如年轻的爱国华侨田汝康博士所说，“旧中国的一切已经死去，新中国的一切应该培养起来。”海外侨胞在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不仅是以兴奋的心情向慕祖国复兴布局，还应以实际行动来配合新中国的建设大业。”[86]尽管如此，二战后以美苏联对立为核心的冷战体制的形成以及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华裔社群从华侨到华人的变化，从根本上妨碍了新中国卓有成效地实施进取性的华侨政策和海外华侨密切与祖国的关系。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华侨的主要居居国或者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或者处于敌对阵营的影响之下，如菲律宾、马来亚、南越、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大部分尚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基本上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甚至将华侨视为新中国的“第五纵队”。新中国的国外侨务工作既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更缺乏畅达的外交渠道。加之新中国初期百废待举，实力有限，实际上难于对华侨提供有力的保护。诚如毛泽东向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坦承：“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87]“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强。……我们连一辆汽车都出不了，此外连一架飞机都不能造，那么我强在哪里呢？”[88]惟其如此，虽然新中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强调“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是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89]向海外华侨表明“解放了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对我们侨胞肆行迫害而坐视不顾的”[90]，但所能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不得不要求华侨自保，即“国外华侨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主要必须依靠华侨自身的团结”，[91]这也就是毛泽东为《南侨日报》题词所说的：“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尽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的爱国情绪是空前提高了。随着祖国的巩固和兴盛，华侨的地位也跟着提高了。”[92]而且中国政府期待新中国建立后“海外华侨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会进一步提高，各地民族的人民对待华侨无疑也会进一步亲密友好”，[93]但华侨从政治上认同新中国并从行动上配合中国政府的各种号召，相反地激起了华侨居住国政府的恐慌。特别是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国家担心华侨成为新中国输出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时常在“反共”的借口下挑起反华排华事件。华侨问题，尤其是激进的华侨共产党问题成为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消极因素，倍受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关注。诚如廖承志所说：“在东南亚反殖民主义高潮、民族独立国家转向中立的情况下，我国一千万侨民的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为亚非各国所一致关心的问题。”[94]作为人民中国的缔造者和决策者，毛泽东不是回避华侨问题，而是正面承认，寻求解决华侨问题。1955年5月，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华侨问题与导致中外外交纠纷的西藏问题、国界问题相提并论，指出：“中国与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95]同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96]毛泽东特别强调：“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97]惟其如此，1952年由毛泽东即在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在继续强调保护华侨和统一战线的同时，要求“海外侨民一切活动应严格的遵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我国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国侨民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强调“侨民中的工作和侨民团体的工作，应当是公开的合法的，不做秘密工作，不组织秘密团体”；申明中共不在海外华侨中建立组织，原有的组织“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宣布取消”；劝告国内各民主党派“不要建立海外支部”。[98]这预示着新中国政府海外华侨工作重点的战略性变化，即在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规划中，侨务转向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大局服务，华侨问题将以有利于新中国拓展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方式解决。

　　华侨问题的核心是国籍问题，华侨双重国籍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展开。诚如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毛泽东从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高度提出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4年12月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明确表示：“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99]翌年12月在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进一步指出：“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10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缔结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后，1960年6月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指出：“在总统的努力下，华侨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样解决很好，愿意选择印尼籍成为印尼人，作为印尼的少数民族的一部分；选择中国籍的就是华侨。”[101]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甚至希望华侨抛弃“以作中国侨民为荣耀而不愿把自己当作当地的‘少数民族’”[102]的意识，而乐意加入侨居国的国籍，成为所在国华人：“我们希望华侨将来都成为侨居国的公民的一部分，并十分高兴地生活下去。”[103]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从鼓励、教育的角度希望华侨自愿加入外国籍，反对外国政府的强迫同化政策。1958年8月他在会见西哈努克时比较柬埔寨和南越对华侨入籍的不同作法，指出：“吴庭艳(南越政权)是强迫的。你们的办法是民主的办法”，“我们应该让华侨加入柬籍”，“当然不是强迫。我们主张经过教育，逐步加入。”[104]

　　毛泽东在决策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同时，强调在政治上严格区别华侨和华人，华侨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1954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指出：“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么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105]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国家高度敏感的华侨介入所在国政治活动和华侨共产党问题，毛泽东在同年12月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特别指出：“我们常常进行这种教育工作，叫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否则会使我们很尴尬，不好办事。”同时表示：“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106]此后，他在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明确表示：“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重申：“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107]总之，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确立华侨不介入和参与侨居国政治的原则，尤其是严格区分华侨工作与侨居地革命，即“各国有非法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108]这项原则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仅有利于改善和发展我国与华侨居住国的关系，而且有利华侨的生存和发展，确定了此后中国国外侨务工作的基本框架。

　　在海外华侨问题上，毛泽东以华侨的生存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实际工作中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强调重内容不重形式，重本质不重现象。1952年毛泽东接见并宴请学生时代的密友、印度尼西亚华侨张国基，在华侨是否悬挂五星红旗问题上提出指导性的“挂旗三法”，即：第一个办法，如果挂红旗对华侨没有损害，华侨就心里挂红旗，门口也可以挂红旗；第二个办法，在对新中国不友好的国家或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许华侨挂红旗，华侨只要心里挂红旗，门口不用挂红旗；第三个办法，如果华侨所在国与台湾还有关系，华侨只要心里挂红旗，门口则挂白旗。[109]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华侨工作的两点原则：一是应该对华侨“没有损害”；二是“心里挂红旗”。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提出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灵活挂旗的三种办法，即：挂，不挂，挂白旗，同时强调重要的是“心里挂红旗”。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方法无疑值得侨务战线许多只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深思。

　　

　　五、结论和余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历史演进的长河，在世界范围的空间，灵活实施统一战线和和平外交战略驾驭华侨问题，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以抗日战争为起点，毛泽东将海外华侨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视野，运用高超的统一战线策略开展侨务工作，成功地动员海外华侨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从发展和平外交的大局出发，将国外侨务工作的重心从继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活动转向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华侨双重问题，要求华侨遵守所在国法律，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既有利于新中国争取比较宽松的国际空间，也促进了海外华裔社群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变化。

　　毋庸讳言，毛泽东基本上是从政治的层面——无论是统战的视角还是外交的视角——思考华侨问题的。换言之，毛泽东华侨观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性的，即建国前以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为出发点，以华侨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根据，相当成功地动员华侨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建国后以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和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为着眼点，以华侨问题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为判断，谋求最大限度地解决作为国际关系消极因素的华侨问题。这种政治主导型的华侨观是历史时代——中日战争、国共斗争、国际冷战——的产物和结果，它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高超的战略设计，另方面也难免其局限性，即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色彩。由于毛泽东过分强调政治需要的华侨观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中国政府无论是在国内侨务还是在国外华侨上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

　　然而，诚如庆贺陈嘉庚脱险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所示，毛泽东华侨观的认识基础是华侨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自然包含最大限度地动员华侨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因此除如上所述政治层面的系统化的政策设计和工作方针外，也不乏经济层面的策略构想，尽管不全面和不彻底，但不应该视而不见。

　　对于如何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设民富兵强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在其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从历史发展阶段的视角提出科学的发展战略，即革命胜利后中国需要“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也是不足为怪的。”[110]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肯定“一部分资本主义”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是还有用的，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和“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111]1949年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12]毛泽东在提出中国一个需要包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甚至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113]惟其如此，对于在相当程度上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为主的华侨及华侨资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积极的吸引和保护政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施政纲领和经济建设计划大纲等明确提出“尤其欢迎边区以外及华侨等实业家、商业家来边区投资”，“兴办实业”，郑重承诺华侨投资“必定能够享受边区政府的特殊优待和切实保护”。[114]建国后，1956年毛泽东在与黄炎培和陈叔通等的谈话中强调只要有条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特别指出：“只要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厂，甚至开大工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115]

　　实际上，在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及其途径问题上，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策略构想曾经是非常开放的，即发展资本主义和利用外资。在对新中国建设做出基本规划时，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明确指出：“拿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16]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17]特别是在外资问题上，他提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 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118]显而易见，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如果形成具体的政策并付诸实践，中国完全可能比较早在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冷战世界局势，加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开始抛弃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首先严厉批判包容资本主义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119]接着，进一步强调“当前的阶级斗争的任务”是促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120]最后，逐渐走向“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资本主义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范围又被不断扩大，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华侨和华侨资本自然也成为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因此，尽管建国初期曾提出“鼓励国外华侨在可能条件下自愿地、稳步地、逐渐地将其产业转回国内”的侨务工作方针，但未无法真正地和持续地实行，华侨及其资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未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历史证明，这种对资本主义不清醒的认识导致了我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给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损害。

　　令人欣慰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摒弃毛泽东错误的理论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思考和探讨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扬弃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利用外资的思想，提出调动和利用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他深刻地提出“再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121]惟其如此，引进外资促进发展是中国顺理成章的选择，诚如邓小平1979年初所指出，“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22]从此，中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毛泽东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对华侨问题尤其是华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相当广度和深度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华侨观为我们在新世纪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加速进展中的全球化做出中国特色的解释回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据。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的华侨观，以邓小平理论成功地引导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自然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实现中国发展理论的新突破。

　　最后，需要补充和指出的是，毛泽东没有关于华侨问题的专门著述，其华侨观主要体现在他不同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文稿、讲话、指示、书信、题词等，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指示。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的华侨观尚未达到全面的和系统化的层面。尽管如此，华侨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丰富的思想宝库的组成部分之一，不仅不能视而不见，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一课题的目的之所在。

　　1920年11月25日，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致信远在新加坡的张国基[123]探讨新民学会问题，信曰：

　　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即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方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

　　这是笔者迄今所见毛泽东关于国际移民及其作用的最为全面的论述。青年毛泽东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湘人往南洋”为出发、以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为范式，深刻地提出：中国海外移民应该摒弃殖民主义，采取世界主义，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国际移民应该是文化互动的载体，中国移民应该承担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使命；中国革命建国事业需要海外华侨等支持，需要在华侨中展开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大同”)必须以民族自决为基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独立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前提。如果将毛泽东此时的思考分解为静态的移民性质及其作用与动态的被殖民民族独立斗争策略两个层面，结合前述毛泽东涉及华侨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活动可知，毛泽东成功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华侨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政治积极性，但在全面地认识中国国际移民并发挥华侨的经济和文化作用方面停滞不前。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作者简介：陈文寿，196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教授、研究员。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韩国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研究方向：国际问题，台湾问题，华侨华人问题。专著《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主编《台湾政治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台研论坛第一辑)》、《两岸关系大事记》、《华侨华人的经济透视》、《华侨华人新论》，译著《韩国现代史》、《韩中关 系史研究论丛》、《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7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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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486-488页。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507-515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591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488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591页。

　　[6] 《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

　　[7] 《救国时报》1936年2月24日。

　　[8] 《先锋报》1935年12月7日。

　　[9] 《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

　　[10] 邝治中：《纽约唐人街——劳工与政治，1930～19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11] 《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期，1937年2月。

　　[1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5页。

　　[13] 《战时华侨》第5号，1940年11月30日；《救国时报》1937年10月5日。

　　[14] 参照<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4页；<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15] 《永春文史资料》1982年第1辑。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福建党史资料)，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州，1987年，第49页。

　　[16] 《永春文史资料》1982年第1辑。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49页。

　　[17] 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50～51页。

　　[18] 《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4日。

　　[19]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426～433页；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60～67页。

　　[20]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参照《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5～586页。

　　[21] <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及华侨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7～589页。另，《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发表<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行文略异。兹录相应部分如下备考，关于总方针：“我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关于华侨工作的具体方针和原则：“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支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的但是适当的反对之。”关于南洋统战工作：“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21]。

　　[22] 《新华日报》1938年4月6日。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活动，参见张楚琨：<民先队在新加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纪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

　　[23] 《新中华报》1939年7月16日。

　　[24] 《新中华报》1940年9月12日，1941年4月3日。

　　[2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第266页。

　　[26] 广东省档案馆档案。

　　[27] 广东省档案馆档案。

　　[28]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海南特别行政区委员会党办公室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年，第147页。

　　[29] 关于华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和东江等华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支持，参见邢益森、韩启元：<琼崖籍华侨对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侨史资料》第5期；符思之：<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回忆>，《琼崖星火》第13期，1984年；叶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编：《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30] 《毛泽东选集》，第1033页。

　　[31] 黄薇：<把抗日见闻报告海外侨胞>，《烽火忆抗战》，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页。

　　[32] 据调查，抗战前后奔赴延安的华侨青年约六百人。关于华侨青年在延安的情况，参照彭光涵：<华侨青年与延安>，《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33] 《毛泽东选集》，第532页。

　　[34] 张楚琨：<序言>，《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35] 关于陈嘉庚等访问延安的情况，参照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及《新华日报》的报导，相关回忆参照庄明理、洪丝丝：<陈嘉庚回国慰问前后>、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编：《回忆陈嘉庚——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等。

　　[36] 陈碧笙等：《陈嘉庚传》，第70页。

　　[3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59页。

　　[38] 《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

　　[39] 张楚琨：<周总理与陈嘉庚>，《张楚琨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

　　[40]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8～589页。

　　[41]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42] 关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活动，参见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史资料》第18辑；梁上苑：《中共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43] 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75页。

　　[44] 张楚琨：<陈嘉庚光辉的一生>，《张楚琨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45]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86页。

　　[46]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弁言>。

　　[47] 陈嘉庚：<自序>，《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南侨报社，1948年。

　　[48] 陈碧笙等：《陈嘉庚传》，第79页。

　　[49] 《新中华报》1941年2月20日。参照司徒丙鹤：<司徒美堂和毛泽东的六次函电交往>，《海外与海外》1991年第2·3期。

　　[50] 《新中华报》1941年2月20日。

　　[51] 《新中华报》1941年3月20日。

　　[52] 《新中华报》1941年4月3日。

　　[53] 《新中华报》1941年1月19日。关于海外华侨对皖南事变反应的报道，参见1941年的《新中华报》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另参照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4册《皖南事变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54] 毋庸置疑，也有部分华侨由于不明真相或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认为“中共通敌叛国”，新四军“破坏团结统一”，主张“迅速挞伐”。参照《华侨先锋》第3卷第4、5期，1941年8、9月。

　　[55] 陈民编：《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56]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4日。

　　[57]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八，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194页。

　　[58] 《华侨导报》1945年5月29日。

　　[59] 《华商报》1947年1月1日。

　　[60] 《毛泽东选集》，第1225页。

　　[61] 中共重庆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

　　[62] <给司徒美堂的信>，《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85页。

　　[63] 《华商报》1946年10月30日。

　　[64] 《解放日报》1946年6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132～133页。

　　[65] 《新华日报》1946年8月9日。

　　[66]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3日。

　　[67] 《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6日；《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

　　[68] 《华商报》1947年1月1日。参照《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24页。

　　[69] 《毛泽东选集》，第1133页。

　　[70] 《毛泽东选集》，第1463页。

　　[71] 关于各地华侨对中共“五一”号召的反应，参照杨建新、石光树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要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92～201页。

　　[72]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6月9日。

　　[73]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和毛泽东的六次函电交往>，《海外与海外》1991年第2·3期；《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5～96页。

　　[74]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4页。

　　[7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4、316页。参照《陈嘉庚》，第154页；司徒丙鹤：<司徒美堂和毛泽东的六次函电交往>，《海外与海外》1991年第2·3期；《华声报》1983年12月25日。

　　[76] 司徒美堂：《告美洲全体侨胞书》，1949年8月13日。

　　[77] 《华侨时报》1949年7月25日。

　　[78]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399～400页。

　　[79]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52页。

　　[80] 在新政协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代表李立三；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司徒美堂和陈嘉庚)……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参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1963年，第28页。

　　[81] 何香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6页。

　　[82]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上，第429页

　　[8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6 页；《回忆陈嘉庚》，第134页。

　　[84]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侨务法规汇编》第一辑，北京，1951年，第1页。

　　[85]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上，第429页。

　　[86] 《南侨日报》1949年12月18日。

　　[87]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1～373页。

　　[88]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74～383页。

　　[89] 《大公报》1950年5月27日。

　　[90] 北京归侨联谊会编：《向海外华侨广播词》第二辑，北京，1951年。

　　[91] 何香凝：《1953年中侨委扩大会议开幕词》。

　　[92]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上，第429页

　　[93] 中侨委编：《海外华侨的反美爱国运动》，第54页。

　　[94] 《侨务政策汇编》第三辑。

　　[95] <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09～415页。

　　[96] <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511～513页。

　　[97]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98]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426页。

　　[99]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0] <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1] <接见苏加诺的谈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侨务》，第8页。

　　[102]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对于华侨民族意识和同化的判断如下：“华侨是我国居留在国外的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侨民(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人不能算作华侨)。一般华侨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和国内的家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散居东南亚及其他许多国家，除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华侨受到合理待遇……以外，都受着帝国主义和当地政府严重的压迫，他们关怀祖国，以作中国侨民为荣耀而不愿把自己当作当地的‘少数民族’；而当地政府和帝国主义统治者也不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其中有一些华侨由于杂婚或长久居留与所在国居民同化，已经并可能变成所在国的居民，但是一般华侨不可能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参照<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上，第429页

　　[103] <第二次接见西哈努克的谈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侨务》，第5～8页。

　　[104] <第二次接见西哈努克的谈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侨务》。

　　[105]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6]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7] <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8]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9] <接见张国基的谈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侨务》，第3～4页。参照http://www.hnofa.com/party/t_5.html

　　[11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0页。

　　[1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84页。

　　[11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1～1432页。

　　[113]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

　　[114] 参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大纲》(1942年)；<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

　　[11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顾龙生：《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87～388页。1956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谈话对于认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如下：“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 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 。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 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 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参照<泽东同黄炎培等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党的文献》1988第6期。

　　[116]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5页。

　　[1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

　　[11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物>，《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

　　[11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82页。

　　[12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199页。

　　[1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1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6页。

　　[123] 张国基诗文选编委会编，梁英明主编：《张国基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136～137页。关于新民学会在南洋的活动及张氏与毛泽东的关系，参照张国基：<新民学会及在南洋的活动情况>、<和毛泽东相处的日子>，载《张国基诗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