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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大陆与台湾当局对新西兰华侨的争夺

时间:2019-05-09 关注度: 作者:赵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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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中,国民党当局的新西兰华侨工作以“反共防共”、与中共争夺侨民认同为核心任务,为此煞费心机。他们力图操控侨团选举、打压亲共华侨、运用电影报刊加强宣传攻势,干预华侨与中国大陆之交流,可谓不择手段,却仍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且呈现江河日下的颓势。因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反共”,台湾在新西兰的“使领馆”对正常侨务工作往往无所用心,愈加导致华侨的反感。国共两党争夺华侨的情形,在1950年代可能并非鲜见。这一论题不仅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研究冷战格局下的海峡两岸关系亦不无价值。

   国民党以获取海外华侨支持起家,向来重视华侨工作。自1949年败退台湾后,偏处一隅的国民党当局更面临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与中共争夺国际承认的严峻压力,其侨务工作也被赋予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争夺侨民认同、“团结海外力量复兴中华”的新使命。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当局对于新西兰华侨工作颇为重视。

   新西兰与中国地理上并非近邻,20世纪50年代与台湾的贸易一年亦不过区区“几十万美元”,可谓微不足道,然其重要性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台湾当局“行政院”在报告中坦言:一方面,“在地理上,有美澳纽公约,我们与美国有共同防卫条约,澳纽又是东南亚公约的会员国,有关太平洋的区域安全,所以与东南亚各国结盟,与美国结盟,而我们与美国有共同防卫条约,这样连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体系的环节”。另一方面在于国际承认问题,台湾当局“‘行政院’对‘立法院’第三十六会期施政报告”中明确指出:英联邦的许多国家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新西兰自应成为台湾当局竭力交好的对象①。通过新西兰华侨展开“国民外交”,争取新西兰的政治支持,成为台湾当局的重要考量。

   1949年后,台湾当局在新西兰的华侨工作,其核心要义为“反共防共”,与中共展开对华侨的争夺,并以策动华侨“反共防共”作为遏止新西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途径②。新西兰国内政情复杂,亦令台湾当局面临严峻挑战。其一,新西兰共产党为合法政党,可以公开活动;且新共与中共关系颇为密切。1959年10月,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维克·威耳科克斯率团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受到最高层的礼遇③。1960年新西兰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出中央委员、广东省长陈郁出席。1963年新共召开代表大会,中共派出中央委员刘宁一出席④。在中苏产生矛盾后,新共公开支持中共,是极少数支持中共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之一⑤。新共的合法存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西兰虽未正式建交,却有较多民间联系;新西兰共产党所组织之“中纽友好协会”,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西兰社会、尤其是对新西兰华侨产生影响的重要平台。

   其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问题。新西兰工党领袖纳施于1954年6月发表言论,称“台湾地小,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应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联合国。7月新西兰外长亦称新西兰政府“随时有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⑥。此事对新西兰华侨产生相当震动,“整个爱国华侨及反共工作,受到莫大影响。而一般拥共者,如‘刘逆鉴培’,乘机活动纽共,又为其助力……一般‘奸商’攻击美国封锁大陆,鼓吹对‘匪’通商,英国人只对利益,绝无正义感,韩战停火签署以后,胆小之侨胞更为惶恐”⑦。

   新西兰与英国亲近,易受英国影响,虽属资本主义阵营,但并非极端反共国家。据时任台湾当局驻惠灵顿“总领事”田方城观察,工党为左倾政党,其政策向来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仅有表示而未敢轻动者完全为国际政治局面所限……纽不仅不能亦不敢率尔从事,置主要西方国家之政策于不顾。然就纳施氏(时任新西兰总理——引者)与各方公开及私人谈话以观其内心,则固未尝忘怀。且该党左派分子与‘共匪’发生联系,颇为活动,时以纳施氏过去主张承认之言论及国会记录为施压力于该氏之工具。此项压力之弛张自亦承国际政局随时发生变动”。加之新西兰经济不景气,欲觅新市场,对中国大陆“广大地区众多人口仍甚憧憬,左派人士遂据此作活动之根据。而商人唯利是视,亦不无受其蛊惑者”⑧。概言之,新西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存在模糊、摇摆之处,这种“承认”的压力令台湾当局颇为紧张。

   正因为这种政治、经济的微妙关系,使得新西兰政府不如美国一般坚决反共,且对于台湾当局亦不无轻视之意。1953年由田方城接替汪丰任台湾当局驻新西兰“总领事”,新西兰政府对田氏护照签证拖延3个月之久。据汪丰言:“纽政府颇不以我易人为然”,因换人“亦不过收拾残局而已”⑨。台湾当局驻新西兰“领事”“大使”时感焦虑、紧张,其虽将中共视为最主要的敌人,以反共为中心工作,且费尽心机勤谨从事,然其效果并不理想,时呈捉襟见肘之势。而中共方面,其活动虽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反而能常居主动地位。

   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争夺华侨的情形,在20世纪50年代的各国可能并非鲜见。这一问题不仅对于华侨史研究深具意义,对于研究冷战格局下的海峡两岸关系亦不无价值。唯目前学界对此论题甚少关注。本文主要利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国史馆”所藏之“外交部”档案,从大陆与台湾当局对新西兰华侨的争夺着眼加以探究,以期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正之。

  

   一 对侨社侨团之争夺

  

   侨社、侨团在华侨工作中至为重要,自然成为大陆与台湾当局在新西兰争夺华侨的主要阵地。新西兰主要侨团有华侨联合总会、华侨农业总会、中国国民党直属支部、四邑会馆、番禺会馆、东增会馆及华人教会。其中以华侨联合总会、华侨农业总会影响最大⑩。1949年前,各华侨社团之侨领多具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新西兰的侨社情形亦与东南亚等地有所不同,据田方城1957年总结称:新西兰政府对华侨并无歧视;工作无问题;生活优裕;一般人知识水准颇差;土生青年多已新西兰化,鲜注意政治,唯对体育感兴趣;各侨均散居各地,集会机会不多;终日为赚钱奔忙(11)。

   抗日战争期间,因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且得益于中国驻新西兰总领事汪丰悉心经营,新西兰的华侨社团获得显著发展,在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2)。但1949年中国大陆天翻地覆的政权更替,在新西兰华侨中产生了极大震动。一般华侨“情绪极为低落”,且对偏处于台湾弹丸之地的所谓“中华民国”之认同已然动摇。1951年7月,新西兰华侨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公使”汪丰出席,提议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竞遭否决”,侨情于此可见一斑(13)。1953年汪丰离开新西兰的时候,新西兰华联总会仅有余求、郭期颐和吴何枝三人到机场送行(14)。究其原因,刘丽生分析认为,由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前后,“国内情势突变,于戎马仓卒之秋,对于侨务疏于注意,政府之一切艰难困苦,侨胞固全未了解,而侨胞之一切热诚愿望,亦莫由明了,以致彼此之间遂多隔阂。益以广东相继陷‘匪’,侨胞无家可归,中情愤懑,意志消极,因而归咎大陆时期政府政治措施失宜,贪污无能,引致‘匪’祸,而从前秉国钧衡之大员,或远赴异国拥资作寓公,或傀儡登场赧颜作新贵,坐视大陆数亿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救,千万侨胞于远国异邦之外而不问,政府既疏于开导,奸人遂肆其挑拨”。中共政权“更利用不肖华侨如杨汤城等为虎作伥,予以伪侨务委员名义,经常驻纽以图毒化侨胞思想,利用裕侨公司,以图控制侨胞经济,遂使纽西兰侨胞之对祖国向心力大为削减”(15)。刘的分析并非全无道理,但可能尚未中肯綮。

   刘氏所提及的杨汤城,是新西兰著名侨领,与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即返广州。但杨实际上与国民党渊源颇深,且在1927年加入国民党。据其本人回忆:“1947年我去南京、天津、北京看了一个月,还买了机票预备去台湾。国民党官员都宴请我,但我眼看他们腐败贪污,渐渐反感。1950年,共产党解放不久,我往广州去,对解放军的纪律有很好的印象,他们拿出东西便付钱,不欺压平民,我觉得新时代来临了,便决定回中国去。”1951年12月,新西兰警务部长发给杨汤城警告函,指出他亲共,为不受欢迎人物,若私自回新西兰将遭扣留并遣送出境(16)。与杨汤城有深入交往的伍德明先生认为,正是1950年的那次中国之行,使杨氏从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他忠诚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改变”,“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做了比较,并最终认定,共产党中国代表着中国的未来”(17)。

   1951年9月,台湾当局驻惠灵顿“总领事馆”开始着手“向思想纯正而具爱国热心之华侨作个别之洽谈”,策动组织新西兰华侨“反共救国后援会”,但大部分华侨“恐参加此组织后将祸及留在大陆之家属,尚存顾虑心”。“总领事馆”不断宣传中共所谓“暴政”,并积极向新西兰政府磋商改善华侨妻儿入境条件,“凡华侨之忠贞份子有妻眷在大陆受恫吓者,本馆均设法使其尽先取得妻眷入纽证书,使其得以自由参加救国活动无所顾虑,因此反共抗俄之基本份子乃日渐加多”(18)。

   1952年4月,国民党“侨务委员会”派刘丽生以“视察员”身份赴新西兰督导华侨工作。刘于4月15日抵达新西兰,7月19日返台湾,历时三个月。刘丽生久居台湾,曾于1948年、1950年两次赴新西兰共约8个月,“在纽时与人谈论颇表爱国热心,并曾联络华侨,征集股本,在华兴办实业,渠现有兄一子,在纽南岛务农”(19)。刘氏的主要工作即为稳定局势,尤致力于推动组建“反共救国后援会”(20)。

来源:《史学月刊》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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