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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宗教的理论位置及其合理意义

时间:2019-03-01 关注度: 作者: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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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建设是康德哲学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从“批判”认识出发,经由“物自体”,导出伦理学,以“上帝”作为道德学说的证明和补充,这是宗教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所处的理论位置,也是我们理解康德道德宗教的合理起点。“上帝”是实践理性所追求的“至善”目标的象征,也是人类趋向完善的范导。在作为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前提的意义上,“上帝存在的公设”具有着为整合现实社会、确立精神理念以及为人类整体进步提供终极目标的双重历史文化内涵。

就人类历史进化的一般规律而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必须在精神观念领域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清算旧有的社会意识体系,二是建立适合新时代的精神价值系统。前者是批判性的,后者是建设性的。从历史过程的连续性来说,前者为历史的前进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后者使历史的文化生命不断延续,得以发展。康德的道德宗教观就有着这样的历史文化精神内涵。今天,再度沉思和重新理解它,对于解决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精神理念和道德秩序的重建问题,肯定会有重要的启迪。

 

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经过文艺复兴、理性启蒙等运动,最终建立了现代形态的社会意识系统。这期间最主要的时代课题是把人从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人应有的价值、权力以及理性尊严,以便为近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准备先决条件。为此,清算和扫除封建教会和正统神学就成为首要的任务。康德哲学就产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它是当时先进社会思潮中的一股精神洪流,正如马克思所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1]

 

具体到德国社会,启蒙运动开始以后,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们首先就对作为封建主义的思想支柱的教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既是政治斗争,同时更是精神领域的重要革命。在此过程中,必然形成新的哲学观点和世界观。这一时期的德国思想领域,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宗教观点。一是以雅柯比和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宗教观,此派主张通过宗教情感来解释宗教的理论问题,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教会的宗法性质,但它必然会导向宗教神秘主义。正因为如此,施莱尔马赫被以后的基督教思想界称为现代神学的奠基人。另一种是理性主义的宗教观,它开始于康德,中经费希特、谢林的继承和发展,最后由这场哲学革命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完成。

 

康德的理性主义宗教观以道德为核心。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和《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年)等著作中,康德相继揭露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自然神论的、宇宙论的和本体论的证明在逻辑和理论上的荒谬性,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指出只有在实践理性的范围内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才有意义,上帝只是为道德的需要而确立的公设。在康德犀利的思想解剖刀下,基督教教义失去了传统的证明,桎梏人们心灵的正统神学退出了精神领域,取而代之的是适应近代社会需要和表现时代精神的道德信仰。康德的批判是对当时教会和正统神学的有力鞭笞和沉重打击。海涅曾对此作过一个评价,他说: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2]

 

康德之前,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等人已先后对传统基督教的神学证明进行过直接的抨击,并提出了限制宗教神权的范围,用理性来考察宗教,批判宇宙论证明等主张。康德一方面接受了这些哲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观点提出批评,特别是强烈反对笛卡尔重新提出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前人的基础上,康德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对以前所有的神学证明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建构了自己的道德宗教观。

 

康德道德宗教观的深刻性和坚实性来自于他的哲学体系。在康德看来,哲学知识不同于其他科学知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体系与部分必然构成系统的统一。他认为,整体的轮廓应当先于局部,没有整体的哲学系统,局部的学说也缺少坚实可信的依据。因此,阐述作为学说体系组成部分的宗教观,首先要解决这一学说的奠基点问题,即建立由哲学逻辑原点推导出的哲学系统。

 

康德把“自我”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点。然而,这个“自我”不是个别人的自我,而是人或人类的自我。它不是经验的,而是纯粹的或先验的自我。康德把这一“自我”置于理性本体的高度,表明自我不是别的,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在康德看来,它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为了彻底铲除神权对人的统治,以及使人及人的理性得到最后确认,康德认为首先要对人的理性本身作出哲学的考察。由此,我们可以探寻到一条由认识论发端进而确立道德宗教合理性的深刻的哲学理路。

 

康德把对理性的哲学考察活动称为“批判”认识。通过探究与分析来审察人的认识,来确定人是否具有独立于经验的能够把握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康德说,“我之所谓批判,不是意味对诸书籍或诸体系的批判,而是关于独立于所有经验去追求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3]

 

康德是在批判旧唯理论的独断哲学和经验派的怀疑论哲学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批判哲学的。他认为要获得科学的真理,人必须具有两种能力,一是使取得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二是扩充知识。在逻辑判断上,前者称为综合判断能力,后者称为分析判断能力,分析判断无需依靠经验就可演绎得出来,因此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宾词的内容已经包含在主词之中,所以无法获得新知识。综合判断不是分析物体概念所能得出的,只有经验才能提供,宾词并未预先包含在主词之中,因此它具有扩充新知识的能力。但是这种知识没有普遍的和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因为它依赖人的有限的局部的经验来证实,所以不能保证获得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从认识的方式来说,康德基本上把分析判断与“先验”(不依存经验,独立于经验)、综合判断与经验等同起来。康德认为,唯理论以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为主要工具,从所谓先验的自明公理、天赋观念出发来推演知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分析判断,并不能扩充知识,则一切不可感知的对象如上帝、灵魂以及种种超经验的谬误都可以混入经验知识的范围,鱼目混珠的结果不仅无法获得科学的真理,更为经院神学的上帝存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以归纳为主要工具的经验论哲学,是后天的综合判断,虽然它从感觉、经验出发,能够扩充新知识,但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所以也不是一条获取科学真理的正确道路。因为一切科学真理必须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品格,经验的归纳则不具有这种品格。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以思辨缜密见长,读起来也多有艰涩,然而它却是与鼓荡着新生命之气息的时代紧密相联的,是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摇旗呐喊的。仅用分析判断,无法扫除正统宗教的障碍而保证科学真理领域的纯洁性,并为获取科学知识提供理性依据;仅凭综合判断,又不能坚定地确立理性的普遍必然的权威,从而使人的主体精神的尊严得以张扬。可以这样说,康德在枯燥的逻辑分析背后,深藏着对整个时代的问题的关切,由认识论引发而升起的是对新文化精神的期盼。那么,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理性能力呢?康德认为应该避免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缺陷,使其既具有感性经验的新鲜性,又具备普遍必然的可信性。康德将这种理性能力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在康德看来,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牛顿力学属于由“先天综合判断”获得的真理性知识。它们既由感性经验提供材料,又具有无往而不适用的普遍必然性。通过“先天综合判断”而展开的系列论述,康德排除了作为认识对象的上帝存在的可能,肯定了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成立的可能。

 

然而,确定科学真理并不是康德的最终目的,相反,探讨、分析、审察人的认识能力,是为了指出它有一个不能超越的范围或界限。如前所述,康德通过理论(思辨)理性的分析,划分开来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第一步论证的就是一切科学知识(主要指数学和物理学,因当时其他科学还处在现象描述的幼稚阶段)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即肯定它们的可认识性,第二步论证那些离开经验的理性思辨的对象,如灵魂、自由、上帝、道德的“实体”等,是如何不可能作为认识对象的,即把它们排斥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这两步论证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回答人的认识有没有一个范围、界限。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人的理性能力有不可超越的范围和界限。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无法达到的领域,即“物自体”的领域。

 

在认识论上,尽管“物自体”有三层意思,即感性的源泉,认识界限,理性的理念,但是,它的根本特征却在于不可认识。正是由于这个特征,才使康德有了“不可知论”者的称号。如果说,康德以“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认识论的中心,肯定了人的理性能力在科学领域的作用,将上帝驱逐出科学与经验的世界,从而确立了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尊严;那么,“物自体”作为整个康德哲学的中心,它的存在则又是为了限制认识的界限。康德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本体。“物自体”就是认识所不可逾越的“本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着重指出,正是为了给认识规定这个界限,才使用“本体”一词。他说:“要防止感性直观扩大到物自体和限定感性知识所不能适应者,叫做‘本体’。”[4]“本体”与“现象”相对立,人只限于认识现象,可以说,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尽管“物自体”是贯穿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但由于这不是本文所要叙述的内容,所以在此略而不论。本文的旨意是试图从康德的认识论(主要指“先天综合判断”)与本体论“物自体”中引申出这样两个问题:在康德肯定认识的有效性以及限制认识范围的理论思辨背后是否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内涵?他的道德宗教与此有何关系以及有着怎样的意义?

来源:(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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