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0.中国  广州)


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当下的中国边疆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从1983年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到2000年,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启发和展开的阶段。21世纪伊始,围绕构筑中国边疆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一个热潮,理论成果丰富,加上机构建设推波助澜,形成一个新学科似乎已势在必行。然而,沿着传统的边疆观展开的理论建设,始终在历史的围堰里打转,难以在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方面创新。经过了理论艰难曲折的发展,发现问题在于,现时代边疆的基本特征已经不同于传统边疆,边疆的功能也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无论如何传统边疆观面临重大解构,只有通过解构传统边疆观,才能真正实现重构边疆学,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一、目前边疆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由“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的建构路线是否正确?

   马大正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马大正是中国边疆学的首倡者,他也竭尽全力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通过《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构筑中国边疆学》《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略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文章,苦心孤诣地指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意义、任务、目的,并描绘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史。

   中国边疆研究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出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

   马先生指出中国边疆学经过“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最近三十年实践才有发展。”千年积累喻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边疆纪实及研究的历史遗产既是前人对边疆实况的记录,也往往反映了著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年探索,实际上是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两个百年的时段。

   第一,千年积累的中国边疆历史和百年探索的中国边疆治理依然汇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历史学、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没有被新的一级学科取代,中国古代疆域史和中国历代疆域治理依然属于历史学科。而且,“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提法如果与“中国历代内地治理”的提法并列,我们会发现一个角度问题,与当今国家民族政策倡导的基本观点存在矛盾。

   第二,近30年的跨界学科交叉发展,集中在边疆政治、边疆民族、边疆文化和边疆安全方面,依托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而衍生出来的这些理论,基本是现时代实践要求的回应,并没有基于一个新的共同的规范的学科共识。也就是说,这些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领域,交叉的成果主要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缺乏共同的学理基础。

   第三,学科的扩展,并不意味着新学科的诞生。如经济学,可以有民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延伸为价格理论、数码经济、市场学、营销学、媒体经济学等,虽然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多领域,却依然归属于经济学范畴。因此,边疆历史和地理研究成果的极大丰富,并不能表明可以从历史地理研究中诞生一个新学科。

   第四,一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是否久远,与是否产生一个与之相关的学科并没有直接关系,同样,一个学科的形成发展与官员倡导和政府认定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些人焦虑“中国边疆学”始终没有出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以为造出更大的声势,就会引起“目录”关注。迄今为止,人类知识体系构成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类及目录,哪些是被官方宣布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切学科产生和消亡的“自然生成史”,即使在某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或许会出现少数人为的“学科、学术”,但只有沿着人类社会分工进程、始终追随科学探索规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才能存在下去。

   (二)以历史为基础构筑中国边疆学,无法正确处理“王朝边疆学”和“民族国家边疆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创建中国边疆学理论回避不了的:

   假若不做学理层面的切割、澄清和分辨,就会古今混淆、中外不分,错乱丛生甚至谬误百出。假如我们讨论的这个“边疆”不做刻意的时空规范,就会落在当今国家政治体制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

   毫无疑问,中国王朝时代的边疆本质上不是国家构成之根本,依然属于王权财富范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第一,以历史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思路必然面临这个问题,这也是当前大多数中国边疆学研究家们占据的主要阵地,然而,也是他们无法突破的高地。无疑,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构筑了牢固基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充实了历史学科并当之无愧地创新发展了历史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思路依然可以延续到近现代中国边疆史,混乱就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段,“观念的历史要逃出历史的观念”,“王朝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边疆,共和国开启了新的边疆历史,如果中国边疆学仍然围绕着边疆历史转,就只能挖掘历史上的边疆概念演绎。

   第二,认为“中国边疆发展的大势”:一是原为边疆地区后变为内地的一部分;二是曾为域外或边疆地区现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三是曾为中国边疆地区而后成为我国域外之地。这三个边疆发展的大势,实质依然是历史问题,变化的根本局限在于利用新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加入民族史和周边国家关系史,历史部分只是避免陷入“当今国家政治体制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然而这样的理论研究,仍然不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思路,还属于中国边疆史的范畴。

   传统的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疆域的演变、边疆政策、治边思想和机构设置等基本问题,并涉及边疆社会生活、边疆开发、边疆战乱等问题,但随着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客观要求的出现,仅仅局限在这一固定的研究范式中是远远不够的。

   正是在这样的边疆史研究观点推动下,扩展和融通成为近30年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大发展主流,而不是建构中国边疆学的通道。

   第三,基于所谓“历史上”边疆概念的涵义来解释中国边疆学中的“边疆”,仍然是历史材料的罗列加想象描述。因此,这样依然不能在中国边疆学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反而增加了“边疆”的复杂性,好像人们对边疆的客观性、现实性无法认识,只能用特征来加以描述。无论特征有多少,边疆的本质规定是存在的,比如李鸿宾教授指出:“边疆首先是疆域的构成部分,疆域是人群活动依托的空间场所。……当国家这类政治体将它的统治权置于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之时,这个空间就变成了所谓的疆域。如此看来,边疆是国家拓展的结果,它表明的是国家政治体权益在空间布局上的维系。”这才更接近中国边疆学的边疆定义。

   第四,中国边疆历史与中国史相伴,不能割裂,试图通过突出中国边疆史的特殊性来分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或者试图与中国历史并行相对,都是对中国历史及疆域完整性的破坏,这也不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可以说,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常态,也是馈赠给近当代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内化为凝聚与稳定中国疆域基本形态的强大力量,一直延续至今。就历史传统与当今现实而言,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个或某些民族的中国的边疆与内地一样,都是中国各民族共有的家园。正因为如此,即使有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蚕食,以及所谓的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影响甚至冲击,中国疆域的基本形态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解构中国边疆观需要的基本知性知识

  

   (一)需要纠正的几个基本思维路径

   存在都是有自己的规定性,即一事物存在的内在本质,相对客观存在比较好确证其规定性,比如可以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和知性判断来证明其存在,而有些社会存在,需要透过现象才能提示其本质,边疆就属于这类社会存在范围。

   第一是相对于人这个主体存在,边疆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边疆范畴中的地域性,是边疆的本质规定。不管边疆在时空范围内推进还是缩减,扩大还是减少,特指一定的地域范围是不变的,变的是空间和时间,不变的是特定地域范围。

   第二是人们把这样特定地域范围的认识抽象化为“边疆”概念,逐步形成这一概念抽象的本质规定性,至于历史上如何演变,一是属于边疆历史研究范畴,一是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范畴。那些通过“搜索文献”来研究边疆概念则属于资料归纳。事物存在的客观性拥有否定所有强加在该事物存在本质规定之外的天然能力,这是一个仅凭权威和简单多数根本无法战胜的自然本性,更不是靠声音大小和文章多少就能确证胜负的规律。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纯粹科学理论的追求,那么,摈弃学术上的“占位“结盟”,放弃词语上的“创新“构造”,努力前行,留下让后人值得评说借鉴的思维成果,才能真正为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第三是国家的产生和存在不是抽象的,用国家观念取代国家实在是人们常常犯的错误。因为,人们只能就自己生命存在的时段去判断国家的存在,无法把人类存在并发展到国家形态的历史视为客观。然而,就国家存在的历史而言,国家是典型的社会客观存在,就像人们学会穿衣服一样,衣服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构成衣服物质到样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史。国家就是人群进化的客观历史存在,今天的国家形态丰富性和完整性与历史以往任何国家形态不可同日而语,但本质没有变化。正如衣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是与以往无法同日而语,但衣服的本质没有变化。如果确立了这样的国家观,边疆观就要服从国家观。

   第四是边疆的政治涵义是国家形态赋予的,如果国家形态发展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事实,那么,边疆的政治涵义当然属于那个国家时空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段的边疆本质规定中拥有的政治涵义是社会客观存在,应当属于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范畴,而不是历史学研究范畴。比如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是古代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远离中央地域的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治理史,和边疆学理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完全属于中国古代史的应有之义。试想,如果说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不属于中国古代史,那么,中国历史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历史、民族研究中涉及边疆地区,使用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管理的等等研究方法,并不能改变研究对象的本质存在,而边疆本质中的政治学意义和地理学意义,是构成中国边疆学的应有内容。具体每一个王朝的边疆是被视为王权财富,边疆的盈缩是从财富和安全的角度把控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分边疆可以买卖,甚至被放弃以换取王朝的安危。

   (二)边疆的本质规定

   第一,边疆的本质规定是指人们活动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被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机构认定为远离中心区域,并行使有效的管理。边疆作为人类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是客观的,客观边疆的基本特征是变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边疆始终在变动当中,不变的是边疆的本质涵义。客观边疆的根本特征是政治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希望拓展还是保持稳定,边疆都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敏感部分。

   第二,不能用“形态想象”代替边疆本质,因为边疆的客观对象性特征,使人们很容易用对象性存在来想象边疆。比如把边疆定义为“国家疆土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缘部分”,可是,“尽管边疆具有边缘性,但中国的边疆并不必然是边远地区。……同时,边缘与中心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绝不是简单的‘手脚’与‘心脏’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边缘’与‘根本’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可以随意舍弃。而传统的‘守在四夷’也是偏颇的,此‘守’仅仅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守’在中央而不在边疆。”而且,边疆是国家的边缘地带,这个观点的前提是需要对具体国家分别研究确定,那种把所有国家的边缘部分都想象为“边疆”,忽视了国家形态的复杂性和边界的多样性、变更性,如果以此来扩大边疆范围,增加边疆学研究的应用广度,其实是舍本逐末,搞乱了边疆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第三,也不能用边疆的特征来代替边疆的本质。就像蛋糕的本质是构成蛋糕的面粉鸡蛋等物质实体,吃了不饿是食物包括蛋糕的根本目的,至于是“蒸”的还是“烤”的,是其特点不是本质。边疆历史、边疆地理、边疆政治、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旅游,甚至边疆多形态性等等,都是一般边疆涵义下的独立门类,就像面粉是所有以面粉为原料构成的食物的一样,边疆的一般性涵义存在于以上各个学科、部门和门类,这些有边疆因素的学科、部门和门类的存在并不要求边疆学都要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也是边疆学根本做不到的。同时,我们发现“边疆”恰恰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范畴,也就是说,一般性和普遍性,是边疆概念达到范畴意义的基本特征,有了这个特征,中国边疆学应该是可以存在并逐步建构起来的。

   第四,走出历史的边疆,跨越民族的边疆,解构中国边疆观就需要提炼边疆的一般性。或者说,我们需要对边疆本身进行纯粹理论研究,而不再是策论式或应用性研究。因为,只有把中国边疆学本身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才会就“边疆”的“元”问题有所深入和创新。目前,真正就边疆“元”问题进行研究的不多,因而,理论研究的价值和空间都很大。问题在于,研究者需要在“边疆观”方面进行“二次重构”:一次是重新批判式解构中国边疆历史和边疆观,从中提炼和再造一般边疆范畴的涵义;一次是以政治学为基础,重新整理和创新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成果,重构中国特色的边疆学。

   第五,解构边疆观面临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正如马大正先生指出:

   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人们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

   因此,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是这门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而由此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怪现象,在于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对诸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缺乏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采取削足适履的做法进行研究,其结论不科学是肯定难免的。还存在个别学者无原则吹捧西方理论,又无原则贬低中国的研究的情景,还有自身对边疆情况缺乏扎实的实地调研和深入的分析,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也直接影响到其成果的科学性和学术上的创新。”

  

   三、重构边疆学的目的、路径和困难

  

   (一)重构中国边疆学的主要目的

   第一,应该给予边疆概念的基本定义,如果顾忌历史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非边疆国家的存在,那么,边疆就没有本质含义,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范畴。按照语言逻辑的判断,抽象概念是对事物、情感、思想的类指,比如物质和精神、激动和冷峻、团结和统治,而对一类事物的抽象概括,比如水果、民族、国家,都是在概括具体事物特征基础上形成的,水果概念的存在必须依赖具体水果的存在,即如民族概念的存在必须依赖各个民族的存在。那么,任何一个概括性抽象概念的出现,都与人类认识该类事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方向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无限的,因而,真理是相对的。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性本身不能完全代表这个概念的全部。正如边疆概念,它的历史、它的政治、它的文化并没有限制边疆概念的本质内涵:国家的边缘。这个“缘”可大可小,这个“国”可早可晚,但前提是必须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形态,当下的“边疆”就是当下的国家“边缘”。

   第二,边疆的本质规定是指人们活动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被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机构认定为远离中心区域,并行使有效的管理。边疆作为人类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是客观的,客观边疆的基本特征是变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边疆始终在变动当中,不变的是边疆的本质涵义。客观边疆的根本特征是政治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希望拓展还是保持稳定,边疆都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敏感部分。这个定义包涵:一是特定区域,地理性质的;二是政治利益,国家性质的;三是动态稳定,边缘性质的。这些本质规定把中国边疆学中的历史的、民族的因素放到次要位置。

   第三,“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概念的应用范围不能代替表达的观念,正如“边疆”概念的应用并不能完全表达边疆的范畴意义,对应边疆范畴下的分门别类。比如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政治、边疆地理、边疆历史、边疆区域、边疆军事、边疆防御,甚至边疆旅游、边疆风情、边疆小吃等等,边疆宽泛的涵盖使边疆这个概念表达出来的意义超出了“边疆”本义,边疆范畴“区域的政治的”本质发生外溢,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边疆学”进行重构,以准确理解中国边疆学应该有的范畴意义。

   第四,范畴是指一类事物的基本性质、一般规律的概念,范畴是指明类别的,涵义是立体的。比如物理学是指一个学科,“物理”就是一个范畴,“边疆学”成为一个学科,“边疆”范畴意义是指边疆的基本性质和一般规律,边疆概念的边缘与中心界线是立体的,可以涵盖很多与边疆范畴发生本质联系的事物,因此,边疆应有的范畴意义完全支撑边疆学的内涵建构。

   (二)重构中国边疆学的路径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以政治地理学为基础,构筑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也就是中国边疆学。这需要“双重重构”:一是重构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成果,消化中国边疆历史的地缘政治经典材料。二是批判西方地缘政治理论,重构中国地缘政治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即中国边疆学。如果世界上拥有典型边疆的国家和拥有典型边疆历史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中国就是典型中的典型。因此,构筑中国边疆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

   第二,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规范应该遵循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政府政治制度,中国边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存在客观的运行轨迹,各时代政治制度都力图把控边疆的发展趋势。然而,无论中国边疆历史多长,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治理多成功,我们都无法回到过去;同样,无论近代中国边疆如何失地丧权,无论当代中国边境保卫战如何成功,我们都无法把边疆从政府政治下脱离开来。总之,边疆的本质规定就属于国家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依靠政治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中国边疆政治学,为中国边疆学的政治利益观开拓进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做出努力!

   第三,边疆安全与稳定似乎是边疆理论研究的应用核心,这也从相反的方面证明边疆的变动是常态。从国家生成史的角度看,边疆变动的确是常态,只不过历代王朝都把“传教化,守四方”作为边疆治理的宗旨,目的是保障封建姓氏王朝千秋万代。因此,王朝时代边疆的核心在“人”不在“地”,土地是搬不走的,创造地上财富的是人,所以统治的对象是人。然而,正如一个蒙古族民间谚语讲道“世上没有百代的王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轮番更迭的朝代必然引起边疆变动。及至王朝时代结束,边疆成为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部分,成为主权的直接体现,就像过去地球表面的国家分割是平面的,现代国家在地球表面的分割是立体的,态势上全面的整体的国家存在让国家“立体边缘”意义重大且复杂多样。于是,出现地缘政治学也就实属正常,应运而生的中国边疆学也应该是顺应自然,重构中国边疆学就是打开学科理论产生的自然通道。

   (三)面临的主要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习主席的讲话切中要害。

   第一,中国边疆学远看清晰,近观模糊,原因是有名称无“线路”。边疆就是一个社会,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方面边疆都有,而且边疆历史独特,所涉内容庞杂,仅有一个“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却没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众学者风起云涌,各显神通,成果丰硕,但在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创新和系统化方面成果不多,特别是支撑学科体系的概论、原理、论纲类成果鲜有。所以,中国边疆学的建构需要在方法上创新,在路径上突破,然而,方法上创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现成方法”,路径上突破的最大问题是分歧太大。

   第二,研究环境和政治限制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困难。马大正先生讲:

   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条件和保证。……正因为是科学事业,边疆史地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的事,论断分歧、发生争议的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契机。也正因为如此,边疆史地的研究的成果所表述的只是学者们的学术见解,而不是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意愿,更不是代表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

   我们需要这样的见解和态度,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坚持追求真理的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构筑中国边疆学亟待解决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最深刻的思想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再版的序言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时指出:“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过了16年恩格斯写的再版序言中,仍然引用这段话。从1848年到1888年,40年里他们反复推敲自己指导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作品。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与创新太需要像这样重新审视自己的方法论与研究成果,没有这种精神是难以前进的。

   总之,以政治学范畴,从建构中国地缘政治学的思路去重构中国边疆学是可能的,当然,中国王朝时代边疆历史是研究中国国家地缘变迁的基础,这是一个研究切入点的问题。关键问题依然在于观念的创新发展,就是如何深刻总结传统边疆观的经验,“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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