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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与比较可能

时间:2019-04-18 关注度: 作者: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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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研究视野的拓展和中国对外认知的深化,边疆研究也在逐渐扩展关注的时空范围。中国的边疆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历史及其传统,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关注边疆治理与跨界现象。而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内部的关联性,自近代以来,外域各国的边疆实践及其观念变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自身的边疆认知。通过梳理美国、法国和泰国边疆概念的研究个案,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揭示边疆研究所具有的域外资源及其比较可能,为更全面地认知中国边疆研究提供必要的外部视角。    作者简介:袁剑(1981—),男,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亚研究与边疆研究。

   一、边疆研究的世界语境: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民族国家、疆域、认同等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边疆研究作为认知国家与社会内部整体性空间及其内在权力结构关系的重要路径与方法论,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于边缘地域、社会与族群的区域研究,从而构筑了当代国家整体性认知的重要方面,并通过历时性的推演,探究更为久远的古代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场景及其内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边疆研究的推进与深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当下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的内在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边疆现象是一种世界的普遍性现象。鉴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中国的边疆研究带有更多的史地色彩,跟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形成独特的内在关联,主要关注历代王朝边地控制与治理问题;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历史上各大帝国也关注其边疆地域的定位及其对自身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言,在整个古代,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一个将边疆从一个“局限区域”的定位逐步转变为“混杂区域”定位的过程。在欧洲,以巴尔干、俄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东方问题”就是这种“混杂区域”的鲜明体现;而在古代中国,长城及其周边地域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种“混杂区域”。

   随着近代世界的理念变迁,传统的帝国纷纷向民族国家结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国家、政权、区域的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曾经长期具有属人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藩部-部属结构与分类在治理中逐渐消解,而具有属地特质的边疆结构逐渐形成,并成为作为帝国结构继承者的民族国家结构化叙事的基本分类。

   中国的边疆研究同样在近代转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为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而关键的学术基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摆脱了当初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开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认识和面对内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边疆地区在中国-域外的国际交往中所起到的连接枢纽地位。这既不同于古代中国语境下对于边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积贫积弱背景下基于国家独立与巩固而对边疆在国家内部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安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更多面对的是当代边疆地区发展及其内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这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当代最为重大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整个世界在同一时期内的各国边疆话语发展问题。由于世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巨大性与复杂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边疆理论方面存在着历史语境层面的差异,其中就包括由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以及像英、法等欧洲本土帝国竞争及其延伸出来的殖民地话语竞争。在这当中,存在几种主要的边疆理论框架,这些框架要么基于国家合法性论述,要么是为了实现从血缘民族向疆土民族的定位转变,要么为了地缘政治安全,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大国往往会是这些框架的综合。这些边疆理论话语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基于实力政治,并建基于逻辑一致性和历史连贯性的概念竞争。

   因此,当我们重新面对和审视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关联性的复杂世界时,中国域外各国在边疆方面所具有的特质及其在各自国史叙述中所展现的连续性与逻辑性,就值得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有更全面的把握。这一方面能使我们更好地认知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层面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所具有的共同趋势及其在边疆概念方面的相关表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到各国因其自身历史、文化与世界观而在边疆话语层面呈现出的独特性,及其在这种独特性背后所呈现的政治与现实行为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眼光始终是同时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只有当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边疆理论及其关键概念加以必要的关注和认知,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中国自身边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并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帝国边疆话语经由殖民地的相关实践而对当时中国所造成的外部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知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部影响,进而更好地认知全球化时代边疆社会所呈现的“跨界”现象及其理论阐释。从根本上说,理解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边疆研究并为实践提供比较新可能。

  

   二、美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特纳之外的新意义

  

   作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边疆逐步拓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以特纳(Frederick J.turner,1861-1932)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在这一时期为美国精神和美国疆域版图的构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93年,特纳在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演讲中指出:“在美国人的思考和表达中,‘边疆’已经逐步意味着定居区边缘,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意味着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y)。”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认知美国边疆特质的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疆域拓展史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我们关注美国边疆的特征时,也需要进一步对特纳的相关论述进行新的思考。对此,美国学者约翰·T·朱里塞克作了详细专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与认知美国边疆概念演变及特纳相关定义内涵的重要线索。

   他指出,特纳定义中的这一“边疆”概念,实际上是在19世纪晚期被创造出来的,在这之前,所有的相关含义都传承自欧洲。朱里塞克认为,《牛津英语词典》中“边疆”一词的主要条目可以被视为近代以来的英国人和欧洲人使用这一词汇的微缩历史,这一定义与其他欧洲语言的著名词典所作出的解释是相似的,意指:“(1)一个国家直面或者说面对另一个国家的那部分区域;(2)边界地区(The marches);(3)与另一者相连接的边境或末端。”他进而指出,对这一定义的适当解释,事实上就包含了“边疆”一词的三种意涵,需要将它们三者区分开来。上述三种意涵的第一个,描述的是一个国家的外缘,换句话说,就是边境。上面定义的第三个在某些方面有很模糊的意涵,这一意涵被理解为一个“与另一方相毗连部分的末端”,甚至“边境”也可以意指一条边界线,在这里,他将其看作是“边疆”的这三种相关意涵中的第三种。上面定义中的第二个意涵———“边界地区”(The marches),在逻辑上可能、在时间顺序上也处于另外两者之间。此外,同一本词典也告诉我们,“边界地区”(march)意味着“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分隔开来的大片争议区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间区域(intermediate)或者边陲(borderland)。“边疆”三种相关意涵中的第一个,我们往往将之视为(与“边境”同义)一个地区(areal)概念,并且这片领土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一群人。第三个意涵(与“边界”同义)则是一个线条概念,并且这条线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一群人,而由好几个共同占有。第二个意涵(与“边陲”同义)则是一个过渡形式,“边疆”依旧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条线,但是其不再被设想为由某一个国家和人群单独占有。与另外两个意涵相比较,“边疆”的第三个意涵很少见,并且在现代参考工具书中也很少被提及,可能这一意涵最为常见的时期就是既不是“边境”也不是“边界”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大致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

   他进而认为,特纳对欧洲用法所具备特征的描述是误导性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特纳对于“边疆”的美国意蕴所作的描述则更不精确。很明显,特纳没有注意到之前已经考察的三个弃用的定义,因此过度简化了美国的用法。但是,当他忽视了“边境”、“边陲”和“边界”这些来自于欧洲的更为现代的定义也在美国使用时,他所犯的错误也就更为严重了。特纳似乎是在说,美国为“边疆”所赋予的重要界定,即人口稀疏的定居土地的外部边缘,几乎在美国一直占据主流。他含蓄地将这一关键立场保留了下来,即使有其他人将这一点更为直白地表述出来,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批评能对之发起挑战。随后的历史学家甚至是词典编撰者,也将“边疆”一词的美国用法一直或者几乎是共识的这一观点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对早期美国词典和同义词文献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证明这一论断的精确性。作者进一步分析并介绍了“边疆”的六种定义,并且对其中四个在19世纪之前北美所普遍使用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和举例。可以发现,这四个中的三个(“前哨”、“屏障”和“边境”)都来源于欧洲,还有一个(“边疆”意味着“边疆开拓者”)来源于北美,剩下的两个定义(“边陲”和“边界”)在后期才出现。这四个含义中的每一个都有军事内涵,尤其是当这一词汇在美国早期用作形容词时,其通常是表达诸如“边疆的防御”、“边疆的战争”和“边疆的束缚”。除了“屏障”这一含义,这一词汇通常都用复数。在这样的语境下,可以从众多的例子(前哨、边疆开拓者、边境)中加以概括。从时间轴上看,在19世纪之前,“边疆”一词在美国的用法并不是分析的重点。19世纪之后,在相关的美国早期参考工具书和其他史料中,这一词汇在意义层面并未显现出多大创新,也没有出现任何模糊或深奥的使用方式,更没有发现特纳的定义。但这样的概括在进入19世纪之后越发难以成立。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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