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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与历史生成

时间:2019-06-05 关注度: 作者:张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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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晚清走上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以来,仿行了不同版本的西方政党制度,两党制、多党制及一党制都尝试过了,但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确立下来,在根本上既要归功于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在救亡和复兴道路上的政治大联合,也要归功于各个先进政党和社会贤达在反独裁和民主建国过程中的政治真协商。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在政治上的大联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各个先进政党和社会贤达在反独裁和民主建国过程中的政治真协商,提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生成过程。

自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在一连串的打击及周围国家发展的启发下,开启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行程。立足中国现实,借鉴西方经验,实现西式政治,成了晚清最后十年各主要进步政治势力的共同主张,其不同只在于心仪的西方政治款式不一样。有人心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主张“君主不负责任,一切政治上、行政上之责任在政府”,“政府必须对国会负责,接受国会的监督”,①《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方案也属于英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②有人则心仪美国总统制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纳了美国总统制,它对临时大总统、行政各部及国会的规定几乎完全照抄了美国总统制。③有人却心仪日本式的二元制君主政治,比如《钦定宪法大纲》正文仅以皇帝之全权统治权为内容,仅以附件列举臣民权利。④因为不同的西方政治款式,既表现为国家建构路径及建构方式的不同,也表现为国家政治运行机制方面诸多明显差异,所以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心仪的西方政党类型及相应政党制度也判然有别。虽然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政党概念及政党制度方面的见解不同,但在实践中却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果,这就是失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⑤西方政党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因为统治集团的半封建性不能容纳真正的代议制多党竞争,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抑或是张作霖,他们所进行的统治都是军阀的政治专制;西方政党制度不能满足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众追求自由、幸福的政治需要,因为缺乏与社会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广泛深厚的政治联系,所以西方政党制度在民国时期并不曾真正扎根于中国之政治土壤。民国初年的政党仅仅是“习惯的称呼,而非严格定义下的政党”,所谓政党不过“虚有其名”,“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政党条件”。⑥北洋时代移植来的西方政党制度,固然在实践中一塌糊涂。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一党制,也因为其固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特质,对内不仅不能实行广泛的政治民主,而且还以维系领袖的政治集权来对抗和消解政治民主,对外不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无法解决国家政治统一及有效治理的问题。知识界有一些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还著文呼吁加强国民党政府的集权效能,要求以独裁来加强政治的权威及行政的效能。⑦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及由此决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使命,在根本上决定了适合中国的政党及政党制度,只能立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矛盾,并只能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淬火而生。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广泛深厚的政治基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则提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淬火过程。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因为半封建势力和半殖民地势力在政治上的联盟使其在力量上过于强大,从而造成了一种各种反帝反封建政治势力必须进行联合甚至是必须组成联盟,才有可能获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环境,即使是革命性最坚决的政治力量也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斗争就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体。⑧中国各革命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在日趋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仅逐步地自觉组织和团结起来,而且阶级联盟、政党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也逐渐地发展起来,还在实现共同政治目标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并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完成了政党制度的历史建构,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

  一、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自1840年以来就逐步被迫进入了一个“过渡之时代”,⑨并由此时代的过渡性而在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虽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但在中国却仍然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并在进入近代以后仍然竭尽全力地保全着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中国的新东西大多都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势力而来的,既具有殖民地的屈辱性质,又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因为中国的传统封建势力既不够开明,又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长期保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强势影响,以至于完全崭新的东西首先是与腐朽陈旧的东西结合,使近代中国的国家机构成为一种殖民地属性与封建属性相结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统治机器。但传统的封建国家已经不能完整地守护自己的管辖权限,从而导致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强制性地输入了许多殖民地性质的新事物,不仅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容及形式被西方列强以租界的形式强行安装在封建国家的领土上,从而在封建国家里扩大了西方殖民势力的政治影响力,而且西方列强还强制性地影响着封建国家机器的殖民地化改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总税务司等即是西方列强强制影响和改造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标志性存在。如果说总理衙门“是清政府半被迫、半主动地设置的一个半殖民地性质机构”,⑩那么总税务司“就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攫取侵略权益”“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了。(11)即使在晚清后期,统治者集团在形势逼迫下更多地在军事、政治及法律等方面采取了仿行措施,采用了许多在外观上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但是其统治的理念等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状态,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等只有在有利于维系封建统治集团特权及长久统治的前提下,即只有有利于维系亘古不变的“三纲五常”时才能在可变之“治法”的层面被晚清的国家机器所采纳吸收。(12)

  西方的政党制度不能施行于中国的当时,首先就是因为民主的西方政党制度与中国的统治机器在根本性质上完全不相容,近代中国统治机构几乎不容忍任何民主的东西。西方政党的概念与中国传统之朋党根本不同。在近代中国的很长时间里,党在政治上都是贬义词。在统治者看来,“党”或者与“乱”字组成“乱党”,或者与“康”组成“康党”,或者与“革命”一词组成“革命党”,凡是党皆非政治上的善类;即便在革命者看来,“党”也不是一个褒义词,革命组织的名称大多冠之以“会”,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但西方现代政治的样板却教育和启发了近代中国的先行者,伴随着晚清开始的新政及包含在其中的仿行宪政和预备立宪等活动,政党政治成了清末政治舆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将政党政治作为理想的中国政治的必需物。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不论立宪派如何努力地造成自己的政党组织雏形,也不论他们如何向清统治者推销君主立宪中政党政治的好处,清统治者都只相信传统的封建行政组织,而完全不相信现代之政党内阁,因此清统治者即使是在被迫接受责任内阁的时候,也只是组成了“皇族内阁”,(13)而不是依托资政院的多数,组成政党责任内阁。清统治者作为一种封建性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方面过于维护自己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过于排斥自己不熟悉的政党政治。政党组织及政党制度不能施行于清末及民国,主要原因就在于执政的统治者因维系自身特权而拒斥政党政治,立宪派逐渐看清了统治者以“假立宪”来推行“真专制”的把戏,(14)也就与清末新政划清了界限,而步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成为辛亥革命迅速成功推翻清朝专制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15)即使到了民国后二十年时期,作为统治者的中国国民党也热衷于搞一党专政和领袖集权,一步步地将“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身上”,实现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和其他抗日党派无权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6)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虽然在政治上认可了政党及政党政治,但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党却始终只能是军阀专制的工具,不论怎样的政党制度都不能真正在当时的中国实现良性的政党政治,而国民政府时期就连徒有其表的西方政党制度也懒得维系,直接搞国民党总裁的个人专制。(17)

  中国的政党制度显然不能从统治集团的自我更新中寻找政治基础,因为统治者封建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党只能是他们或完全排斥或操控玩弄的政治工具。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只能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去寻找。这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彻底打倒了中国从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统治者,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现代政治,并在现代政治中确立起政党在其中的积极健康角色,否则只要统治机器中残存有封建性的因素,他们就会在政治实践中,或者坚决地污化民主及作为现代民主必需物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浓厚的封建性即源于它在反封建性上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需要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认识政党的作用,理清政党的角色,建构政党间关系;伟大斗争既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实现政治上大联合的可靠路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客观上加深了中国各个阶级及阶层人民的苦难,加快了人民不同部分的政治觉醒,不仅先后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以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为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也形成了以传统士大夫为主的洋务中兴、改良变法等运动,还形成了以新知识分子为主的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各个革命阶级及阶层的狂飙式运动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却在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中越发地陷没在了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政治泥淖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越发地紧急,甚至是紧迫了。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问题。农民阶级等依托封建的东西进行反帝,其目标虽然具有道义上的正义性,但却不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进步性。“民族危机成为一种凝聚力,它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使旧的社会力量中深沉蕴藏着的民族斗争精神喷薄而出”。(18)改良派、立宪派及革命派虽然向往西方的政治形态,从西方拿来了自由主义及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其目标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进步性和先进性,但是却因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现实,而致使立宪派和革命派从西方拿来的代议制下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仅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无所措手足,而且也软弱无力,竟不能改变封建势力完全掌控政权的政治格局。“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19)中国传统的制度形态过于落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屑于回顾和反思之,而且也确实于反帝反封建无甚裨益之处;西方传来的制度又浮游无根,纵然先进的中国人想采纳之,但是其结果却每每“橘逾淮为枳”,总统共和制、议会共和国、两院制国会及多党制、责任内阁制等,无一不归结为失败,依靠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以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路越发地走不下去了。在这个情况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地刺激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使他们注意到了俄国所走道路对中国的启发性,稍后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破了西方政治长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造成的幻境。“走俄国人的路”,(20)由此开启了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政治基础上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征程。

二、革命同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合作与协商

  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对象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逐步地稳定为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并日益增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自觉性。在此之前,朴素的农民运动,如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集中精力于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封建的内容则明显不足。“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复归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21)新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的请求立宪与共和革命等,则侧重于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反帝欠力度,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承认清朝和帝国主义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及个人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和既得利益,继续偿还一切外债和赔款,这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22)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北洋政府的不平等条约屡屡陷中国于濒临亡国的政治绝境,国内屡屡发生以抵制卖国条约为目的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是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置方案彻底戳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从而将英、美、法、意等看作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同谋,“五四”爱国运动表达了中国社会中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愤慨和抗争。与此同时,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却给先进的中国人指示了另外一条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这就是依靠工农劳工的社会主义道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流行,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普遍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依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来救亡图存的心理依赖,西方列强逐步由仿效的对象变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政治敌人,李大钊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觉”。(23)不仅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政治语言逐步流行起来,而且先进中国人也在政治上自觉地接受了苏俄的政治影响,自觉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最低奋斗纲领中规定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反帝目标,(24)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在民族主义的解释中包含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及“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反帝主张,(25)两者都在这个阶段自觉地提出了反帝的政治主张。

  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接受了苏俄的政治影响,或者是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由此而开始站在科学社会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来分析和看待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或者是摆脱了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幻想,开始将苏联作为中国革命的朋友。两者不仅在政治上共同以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为革命的敌人,而且还通过共产国际实现了政治上的联合。于是,国共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狂飙,封建的北洋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这个斗争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封建势力不仅具有强大的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而且也具有强悍的军事镇压能力。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集团的勾结,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军事优势,以至于革命性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意识到了仅凭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26)当北洋军阀集团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又开始在革命的阵营中寻找它们的政治代理人,这直接导致了从广东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半途而废。在大革命中迅速崛起的军事集团领袖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积极地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血腥地屠杀了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集团再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体系,封建军阀集团不遗余力地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列强则尽力帮助封建军阀集团剿灭革命武装。国内外的反动腐朽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动的合作体系,而国内的革命势力则不仅还处在分散状态,并且还因各自的理论、路线及政策的不同而处在割裂状态。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就转向了独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路径,并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步地走向了与其他革命势力的合作,既有合作反蒋,也有合作抗日。一方面,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社会,不仅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还没有完全腐朽化,还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情况下,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的合作,就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7)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客观上存在的革命性,也在支撑着他们进行各自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虽然他们的斗争在形式上还没有表现出充分的革命性,比如只集中在军事和政治上反对蒋介石集团的集权统治,而没有开展必要的工农动员等,甚至不少革命的组织还只能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但只要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了组织性的表现,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性就相当有价值。当然,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合作对象的势力只能是革命的势力,而不能是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反革命势力的内讧互斗在客观上产生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结果,但处在内讧互斗中的任何反革命势力都不能作为合作的对象,而只能是革命势力利用的对象。作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逐步地认识到了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的必要性,特别是其中有一定武装力量的革命势力,更是首先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关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28)与他们进行合作反蒋,那些缺少军事力量支撑,并只能进行政治反蒋的革命性组织,在苏维埃时期,就还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政治合作的视线。当然,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政治模式主要是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工农兵苏维埃,同其他革命政党及组织进行的政治合作还几乎没有。即使从反动阵营中分化出来的革命势力,以“反蒋”为政治目的,试图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合作,也会因“左倾”的关门主义而作罢。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转变,“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29)中国共产党斗争的政治口号也由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蒋”,逐步转变为“反蒋抗日”,并在此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转变为“拥蒋抗日”,(30)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主要矛盾日渐转变为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更有具体的行动方略,从做东北军的工作开始谋求抗日方面的合作,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抗日大背景下的国共合作。在国民党方面,伴随着东北大片国土的沦丧和华北危机的加深,国民党新军阀集团以妥协献媚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难以为继,国民党逐渐地从中分化了要求团结抗日的政治力量。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31)国民党新军阀集团的最高当局也开始着手进行武装抗日的政治准备工作,一方面开始检讨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政党政策,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社会贤达代表,另一方面通过秘密途径寻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既想在政治上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也想实现联苏抗日大背景下的国共政治合作。(32)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革命组织在中国国民党提供的国民参政会的制度框架下,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政治上的频繁接触和政治合作协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中国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过去被分割开来的各革命政党、组织及代表人物,拉近了政治距离,密切了政治关系,深化了政治合作,形成了一定的协商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日益扎实可靠,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条件也在这个过程中渐趋成熟。

三、淬火过程:协商建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生成

  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既非与生俱来,也非命中注定,而是在中国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反对共同内外敌人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因抗日救亡而凝聚起来的中国各个政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合作与协商的机制。这个合作与协商的政治机制在当时还只是形成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条件,它所以不能顺利在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中成为政党制度,就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在政治理论上并不具备一个多党合作的政治框架。中国国民党虽然自从进入全面抗战以后,就不得不接纳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进入政治体系,但却在政治理论上始终停留在一党专政的主张上。抗战前,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有期徒刑”,“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集会者,其执行重要事务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解散其组织。”(33)抗战后期,国民党在政治上也仍然坚持“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34)国民党在抗战前及抗战中都没有提供一个能够容纳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不仅在政治实践中迈出了走向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关键一步,在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将共产党员在政权机构中的占比限制在三分之一,而把三分之二的比例让给非共产党员,(35)从而在体制上充分容纳了合作与协商的成分,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协商民主建设的萌芽与雏形”。(36)而且中国共产党还在理论上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广泛的民主之基础上”“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建设新中国”。(37)这就提供了一种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容纳于其中的政府框架。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联合政府”主张,尽管在政府框架的设计及指导思想上更符合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需求,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从而还不能直接确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而只能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发展提供一种理想蓝图方面的指引。虽然不能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提供制度性轮廓,却也大大推进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深度,抬高了人们对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期望值。

  抗战结束前,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选择。一种命运来自中国国民党,这种选择写在了《中国之命运》中,在这个命运设计中,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并不在其中;另一种命运来自中国共产党,这种选择写在了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大会文件中,联合政府的主张提供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存在的政治框架,各个抗日的党派进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一起建设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不二政治选择。在国共和谈基础上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次各抗日党派与社会贤达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进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活动,在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既解决了中国和平民主的总方针,也提供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大致框架,并且也维持了中国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会中的半数优势。(38)但当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框架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诉求出现矛盾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出于维护自身一党专政的政治地位的目的,在美国对其进行了政治、经济及军事的支持下,就毫不犹豫地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诸多草案,不惜将中国国民党主持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体制弃之不顾,而专心致志地进行起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腐朽政治的所谓“戡乱”。(39)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军事“围剿”及其对多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草案的公然违反,使自己在实践中成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阻挠者和破坏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果中国的革命力量不团结起来打倒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仅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主体无从立足,而且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治空间也无从开辟。

  各个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国民党背弃了政协各项决议后,就分别走上了各自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在各个战线上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但只要中国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还保持着一定优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治条件就还不够充分,还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在战争中转入反攻并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就逐步具备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40)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已经在党内渐次展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反蒋反帝斗争中的优势和领导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另一方面,在非军事领域,中国革命队伍中的其他政党及社会组织也在进行着反蒋反帝斗争,并在实践中有效瓦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基础,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军事领域的反蒋反帝斗争,加速了国民党政治军事集团的溃败。面对着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帝反封建的各个政党及政治组织分别进行着不妥协的革命斗争,并以此在广阔的领域里进行着灵犀相通的政治合作。因为具体政治主张方面的差异,各个反帝反封建的政党并没有在政治上团结起来,而是各自为政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反蒋是共同的,但在反蒋成功之后的政治愿景上,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还是存在明显差距,民主党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方政治制度心向往之,主张仿照英美,建立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41)而对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还心存疑虑,劝中国共产党把“一些过火的地方和所谓幼稚病都矫正过来”。(42)在这个情况之下,各个革命政党及政治组织之间的合作只是一种基于共同政治敌人的合作斗争,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却还不仅明显地缺少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且也缺少一个作为愿景提供者的政治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确立起来,首先要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卓越领导人,他们是提供了作为新型政党制度政治领导核心的重要政治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正确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将中国人民的革命从一个胜利推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在政治上推翻了内外敌人对中国的反动统治,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既为各革命阶级、阶层、政党、组织的政治大联合提供了政治条件,也为各革命政党与组织间的合作与协商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和可靠制度轮廓。(43)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即将胜利之际的1948年4月底,就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正确地判断和认识了非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政治组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正确地估计了他们在继续推翻反动敌人和建设新中国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在“五一”口号中面向国内各革命的政党、组织及社会贤达提出了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44)与中国国民党试图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优势的情况下,仍然立足于建立容纳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民主政权。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建立社会基础广泛深厚的民主政权,才能实现革命的政党及组织、个人在政治上的大联合,以最大限度地团结革命力量,来彻底地战胜内外敌人;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扎根于人民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只有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才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由此而奠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确立起来,还要归功于各革命的政党及政治组织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向、目标及政治制度轮廓等的真诚赞同和大力拥护。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号召重新召集各革命阶级及社会贤达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个号召得到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各个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响应。(45)这种积极响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各个革命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等方面,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及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发现自己所选择的反帝反封建道路无法走通,而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们就及时地调整革命策略,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走一条通过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道路。(46)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在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各革命阶级、阶层的领导者的前提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建立各革命阶级、阶层联合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筹备工作,并通过协商建国,将自身参与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融为一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47)

注释:

  ①(13)(14)(38)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198、143-144、215-219、610页。

  ②③④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153、127-128页。

  ⑤(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60、1360页。

  ⑥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90-91页。

  ⑦邓丽兰:《顶层设计的迷思——略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强有力政府”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⑧郭德宏、刘晶芳:《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

  ⑩(11)林代昭、陈有和、王汉昌:《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51、68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82页。

  (15)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92页。

  (16)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0页。

  (17)徐茅:《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6-308页。

  (18)(2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6、196页。

  (19)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6页。

  (22)(41)(42)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95、696页。

  (23)(24)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4、131-132页。

  (25)(31)陈旭麓主编:《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322页。

  (26)郭德宏、刘晶芳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33-635页。

  (28)(2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3、232页。

  (30)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8页。

  (32)周琪:《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的秘密接触》,《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3)转引自曾辉:《1927-1931年间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关系述略》,《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4)(3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70、930-931页。

  (35)韩延龙、常兆儒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28页。

  (36)郇雷:《“三三制”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雏形》,《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39)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143页。

  (4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页。

  (43)齐卫平、童庆平:《政党协商民主建国的奠基石——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44)(46)宁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奠基石——纪念“五一”口号发布55周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5)罗振建:《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历史启示》,《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7)《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来源:《学术界》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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